作家档案：

　　许知远，1976年出生，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曾任职于《生活》杂志。自1998年起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文风犀利。曾任《PC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他是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曾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时代的稻草人》等。

　　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

　　“面对公共生活的窒息，采用精神在场的手术刀似剖析，并不止于言语快感式的个体内心独立，捍卫了散文最核心最有力量的价值———五四时代的自有精神。”———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给予《时代的稻草人》的颁奖词。

　　忧伤或许是一种

　　无言的反抗

　　海南周刊：您在《时代的稻草人》里提到：“这个时代敢于宣称‘知识分子’和‘精英’立场的人实在太少了。您是为数不多的在坚守的知识分子吗？

　　许知远：是与否，这个判断似乎不该由我自己来下。但它的确是我的自我要求之一。我也认识不少严肃的对待生活与思想的知识分子。我们的社会也的确有一种普遍的反智情绪，它与制度有关，也与娱乐的过度盛行有关。

　　海南周刊：从24岁时出版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时代的稻草人》，您认为“忧伤”是年轻人的一种迷人的气质吗？你所关注的领域有什么变化？

　　许知远： 忧伤或许也是一种无言的反抗。你无法实现自己的追求，却也不愿意与现实妥协。我想，人类所有的精神生活，不管音乐、文学还是艺术，都与忧伤相关。

　　14年来，表面上我关注的题材有很多变化，但本质上却没有变化，我始终着迷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海南周刊：您在《时代的稻草人》中表达了一种“无力感”。您希望通过什么样的力量和方式推动公共生活的重建？

　　许知远：无力感是必然的，它不仅是我个人的情绪，也是普遍的社会情绪。因为价值系统错乱了，我们都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处。重建公共生活是个过分宏大的概念，我们每个人只能提供微薄的努力。不管是写作，还是开办单向街这样的书店，或是一次公共谈话，它们都是某种努力。

　　海南周刊：您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您想当时代的定义者。如果要给这个时代下一个定义，你会给出哪些关键词？

　　许知远：定义一个时代，并非是要创造一些简单的词汇与概念，而是试图理解这个时代的内在困境，这个困境的缘由与可能的解决方案。断裂与重建当然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但其中的内涵则需要复杂的思考。

　　我一直有“我是谁”

　　的困惑

　　海南周刊：您是70年代作家中较早进入公众视野的作家。对您自身影响较大的作家是谁？

　　许知远：非常多。人生的成长是复杂的，你无法用几个偶像来参照。当然，高中时代是李敖，毕业后是195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对我有启发，过去几年最重要的是奈保尔。李敖身上的反叛精神是我喜欢的，纽约知识分子身上则有一种穿透力，奈保尔一直有一种“身份的困惑”。我一直会有“我是谁”的困惑。搞不清自己是谁，找不到观察世界的方法。

　　海南周刊：鲁迅的作品您怎么看？

　　许知远：我喜欢鲁迅的浓烈，喜欢他内心的紧张感。鲁迅挺有劲的，做人应该有种劲儿。

　　海南周刊：您心目中70年代的代表人物有几个？您算不算其中一个？

　　许知远：每代人都注定产生它的杰出人物。但具有其超越其时代价值的却非常少。我们这代仍算年轻，现在判断似乎为时过早。但其中有一位我非常钦佩，是导演贾樟柯。他的敏感常让我叹为观止。

　　“现代文盲”

　　缺乏思考能力

　　海南周刊：您的书里对当下有许多一针见血的批判。比如人们喜欢谈娱乐，而一在饭桌上谈“理想”这样美好的词，反而会被笑，被调侃。您是反对“庸众的胜利”的，您认为当代人的精神危机是什么？“现代文盲”的出路在哪里？

　　许知远：我并没有多么哀叹这种现状。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期，价值上的混乱是常有的。很多时候，新技术的出现，还加剧了这种混乱，因为过去的标准被颠覆了，但新的标准尚未出现。米沃什曾讲过20世纪人是现代文盲，过去的文盲是不识字，现在的则是缺乏思考能力。但这些过程会慢慢过去，人们会学会应对庞杂的信息，发展出新的标准与思考能力。总体而言，我仍认为中国社会变得更多元、更有思考能力了。只不过太多的技术手段，让声音过分嘈杂。

　　海南周刊：听说您刚换了黑白屏的手机，没有微博，也没有微信？

　　许知远：我有微信。微信里多数是朋友，我还是被微信“摧毁”了，我觉得我的感受逐渐碎片化，专注能力显著下降。我希望能克服它。

　　海南周刊：微信圈里现在也有很多社会丑闻，不少人在疯狂的转发。您怎么看？

　　许知远：每个人都需要情绪的表达，但是情绪的表达有局限性。对丑闻的关注是一种自我排解，人在不舒服的环境下生存需要谴责他人。从晚清时代谴责小说到此刻的网络新闻，这个传统一直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谴责的快感上，会变成了另一种看客心态。

　　喜欢80年代

　　充满生命力的海南

　　海南周刊：您这是第一次来海南吗？海南有没有您感兴趣的写作素材？

　　许知远：这是我第二次来海南，不过对海南还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我最喜欢的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海南，那时的海南充满了各种野蛮和生命力，一种西部之感。不过可惜，我没赶上。另一个是苏东坡在此的流亡经验。

　　海南周刊：为什么对“流亡”话题感兴趣？

　　许知远：我对疏离、旁观、边缘都很感兴趣，它帮助你从生活的惯性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新的观察视角。当然，它也使你陷入无根的痛苦，甚至可能摧毁你。

　　海南周刊：听说您的第一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是由时任海南出版社编辑野夫帮忙出版的，有没有一些小故事与我们分享？

　　许知远：那是个温暖可爱的故事。我刚毕业，在一家出版社打零工，旁边的办公室就是野夫。他常和我说起当年闯海南、闯北京的故事。不过，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是个好编辑，但我从不知道他也写东西。后来我拿了书稿给他，他慷慨帮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多年后，我读到他的文章，大为震惊。我们现在仍是很好的朋友，尽管不常见面。

　　海南周刊：您的书中从不吝于给这个时代泼冷水，对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您是否也可以不吝于给一些鼓励和建议？

　　许知远：我从来是鼓励年轻人去自我实现、去对抗流俗的。但廉价的鼓励是有害的，一个年轻人应该勇敢、坚强，去拥抱能超越自身的价值与意义。

　　海南周刊：您的样貌好像和十年前没什么变化。

　　许知远：十年后你见到我也会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