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社会抚养费真正取信于民，必须迈过三道坎。第一道坎，法律基础牢不牢靠？

　　社会抚养费的法律基础一直饱受争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的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条例送审稿则把提倡变成了强制要求。此外，关于社会抚养费征收目的是“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等理由，在社会及学界也不无诟病，有人便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将是资源而非负担。

　　征收如何做到规范使用是社会抚养费必须迈过的第二道坎。由于在基层，计划生育是考核乡镇工作的重要指标，关系“一票否决”。因此，在收费手段上，有的地方采取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甚至牵牛抢粮，未经人民法院批准强制征收等；有的地方则捆绑义务教育或户口登记等胁迫征收。这些突破法治底线的“执法”行为屡禁难绝。此外，具体征收标准不一导致政策扭曲走样，基层自由裁量权过大，由此带来征收环节滋生腐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收上来的社会抚养费如何依法使用是必须迈过的第三道坎。按照目前的规定，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应当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然而，社会抚养费在实际管理中，存在基层截留、克扣、跑冒滴漏等问题，让社会抚养费成了一笔糊涂账。社会抚养费究竟征收了多少？有多少进了征收执行部门的口袋？多少入了国库？人们不得而知。

　　基层流行一句话：“县级财政靠地皮，乡级财政靠肚皮”。所谓地皮就是经营土地，所谓肚皮就是靠收取社会抚养费。缺乏公开透明的监管，使“社会抚养费到底抚养了谁”的社会质疑不断。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求立法要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法规的制定要避免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法规的执行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民心的检验，经得起法治的检验。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抚养费想取信于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甘泉、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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