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爱尔兰人奥古斯丁·亨利踏上中国土地展开了他的植物发现之旅；100多年后，去年底至今年初，海南鹦哥岭自然保护区青年团队远赴爱尔兰，寻访奥古斯丁·亨利留下的记忆和相关的资料，这是一趟百年后足迹重叠的旅程。

　　对于鹦哥岭青年团队来说，带上寻访之旅的是好奇和未知，但更多的是兴奋和期待，就如同当年决心启程前往海南岛的奥古斯丁·亨利的心情一般。

　　1881年的夏天，当时年满24岁的奥古斯丁·亨利离开爱尔兰，独自一人坐上向东航行的轮船，穿越大西洋前往中国。此番跨越东西半球的旅程是这位“准海关职员”的就职之旅——亨利即将到上海的大清皇家海关担任助理医官与关税助理。站在轮船甲板上，这位年轻人乘着海风思绪万千，彼时的他并不知道这趟异国就职之旅将会彻底改变自己今后的人生轨迹，并且会在中国植物采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很难说清楚奥古斯丁·亨利（Augustine Henry）是闻名遐迩还是默默无闻。

　　他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土地上采集标本数量最多的外籍人士，中文名字被译为“韩尔礼”，19世纪他当时辗转湖北、四川、海南等地总共采集15.8万号植物标本，共发现植物新种1726个（含种下等级）。

　　但是，相比起几乎同一时代的植物采集家来说，比如“翻开中国西部花园”的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植物猎人”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等人，奥古斯丁·亨利似乎又显得低调许多。

　　辗转求学

　　毕业后到中国海关工作

　　1857年7月2日，在苏格兰东部的港口城市邓迪市，经营亚麻生意的爱尔兰商人伯纳德·亨利和玛丽·亨利夫妇迎来了家中的第一个孩子，他们为他取名为奥古斯丁·亨利，小名叫作奥斯丁。

　　在亨利出生后不久，他们就举家迁回父亲的故乡——爱尔兰泰隆郡。在那里，亨利先是在库克斯城学院接受教育，随后又进入高威市的皇后学院学习自然科学与哲学专业。1877年，年仅20岁的亨利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从高威皇后学院毕业，获得自然科学与哲学学士学位。年轻的亨利并未停止对知识追求的脚步，紧接着，他到北爱尔兰的首府城市贝尔法斯特的皇后学院继续进修医学硕士学位。

　　然而，在贝尔法斯特学医的经历为亨利的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也让他的命运开始发生转变。

　　1879年，亨利在伦敦医院实习。一次偶然的机会，亨利结识了当时在北京海关总税务司工作的罗伯特·赫德爵士（Robert Hart），他十分欣赏这位年轻人，所以便鼓励亨利申请位于上海的大清皇家海关税务司的医疗工作岗位。

　　年轻人都爱折腾，都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亨利也不例外。赫德爵士的建议对他来说正是一次“逃离”的机会。

　　于是，亨利迅速完成医学学业并在爱丁堡的皇家医学院获得医生从业资格。用现在的话来说，亨利就是一个标准的“学霸”，在完成自己医学院课程的同时，他还抓紧时间学习中文和有关的海关业务知识，以准备大清皇家海关税务司的录取考试。

　　1881年夏天，亨利顺利登上远渡重洋的轮船，前往他的下一个人生坐标——上海。

　　工作之余

　　在异国他乡爱上植物采集

　　在上海呆了将近一年后，亨利被调派到湖北宜昌从事中医药用植物的调查工作，主要负责对来往运送药材的商贩征税。由于日常工作中经常接触到中药材，其中很大部分是药用植物，这让他渐渐对植物学和中国植物产生浓厚的兴趣。

　　一开始，亨利只是在宜昌附近进行植物采集活动，但随着越来越多不知名的植物出现在眼前，他对植物采集的热情也一点点地被燃起。然而，亨利的教育背景并不包括专业的植物学训练，只有行医需要的相关基础知识，如果要采集更多的植物，那就需要专业的植物知识做支撑。

　　于是，1885年3月，亨利开始写信给英国驻广州副领事、其时公认的中国植物学专家汉斯博士（Dr.Henry Fletcher Hance）和时任英国皇家植物园林邱园的园长霍克（Joseph Dalton Hooker），寻求专业帮助。

　　在那个通讯不方便的时代，一封信寄出后往往只能耐心地等待。

　　愈是期待，等待的过程就愈显得漫长难熬。时间一天天过去，亨利终于收到了回信！汉斯博士和霍克在信中都给了他关于植物学和野外工作，尤其是标本采集和保存的详细指点。这些真诚而又详细的回信让亨利高兴极了，1885年3月26日，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件中记述道：“我现在开始学习植物学了！”

　　由于全职受聘于中国海关，并非专职植物采集者，亨利只能利用本职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进行植物采集。纠结于自己的时间不够充裕、不能分身兼顾，亨利想出了办法，他开始培训当地中国人成为采集员，雇佣他们在自己不便外出时采集植物，在各自老家附近搜集标本，在悬崖峭壁等难以到达的地点帮助攀采。

　　亨利培训的中国本土植物标本采集团队和他一起努力，完成了多个地方的植物采集工作。《中国植物志》（第一卷）中写道：“亨利1882年到宜昌，1885年雇1人在长阳和巴东一带采集植物标本，又雇宜昌南沱（Nanto）村人在邻近山地采集，1885-1887年间本人在宜昌西北山地采集，1888年4月从宜昌途经长阳、巴东、巫山到奉节采集，7月到房县和巫山，在海拔2500 m上下采集标本，采到槭属（Acer Linn）10个新种；采集范围还包括湖北的建始、长乐（五峰）、兴山、归州（秭归）以及湖南北部的石门，共发现25个新属，500余新种。”

　　在亨利培训的多名中国本土植物标本采集员中，有一名叫做“老胡”的采集员跟随他多年，辗转过很多地方。亨利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多次提到他这位得力助手。因为植物，本应隔着万水千山、语言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成为了朋友，结成了一段至今仍能找到文字记录的异国友谊。

　　来去匆匆

　　在琼4个月采集标本800份

　　亨利在中国的采集足迹追随着他在中国海关任职的地点变化而变化。

　　1889年3月，亨利被派往海南工作，这也意味着他的植物采集工作转移到了新的地方。前往海南岛是一次未知的探险，但对于植物采集者来说，去一个几乎未曾被探索过的地方往往也是一种巨大的期待。

　　安顿下来后的亨利立即投入到了植物采集中。由于当时工作地点是在海口，所以公务缠身的亨利只能对周边地区的植被做采集和详尽调查。海南入夏的时间早，四五月份的天气已常常是太阳炙烤、空气闷热，户外的采集作业十分辛苦。亨利在工作之余，围绕海口不断寻找植被茂盛的地点，一株株地采集植物标本。

　　随着时间推移，亨利的采集地点也逐渐扩张，他的采集植物标本的地点开始不仅限于海口，儋州和琼中等地都成了他植物采集的“新天堂”，他孜孜不倦地探索着珍奇的植物种类。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没等到完全施展开拳脚亨利却病倒了，海南炎热高湿的气候让他难以适应，其间还遭遇了好友不幸去世。病痛和噩耗双重打击让亨利感到悲痛至极，海南岛的阳光也未能消除笼罩在他心上的阴霾，他决定离开，1899年8月，亨利请了两年的探亲假回家，回到自己熟悉的北方岛屿——爱尔兰。

　　虽然亨利在海南只停留了4个月的时间，但经过初步整理，他采集的海南植物标本有将近800份，其中有牛大力（美丽崖豆藤）、指甲花（散沫花）、粪箕笃、蓝睡莲、假鹰爪等为我们所熟知的植物。这些经由亨利采集整理的植物标本至今仍保存在美国哈佛大学安诺树木园标本馆、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和爱尔兰国家植物园标本馆中，为西方植物界了解研究海南的植物种类和分布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亨利和植物学的牵绊，并未因为他和中国的告别而终止。在休探亲假期间，亨利先是在邱园的标本馆中研究整理自己在中国采集的标本。探亲假结束后，1892年至1900年间，他又先后被中国海关指派往台湾、云南蒙自、思茅等地工作，同时他继续进行植物采集和调查，直到1900年永远离开中国。

　　回到欧洲以后，亨利选择了林学作为日后的专业。1907年始协助剑桥大学设立林学院，后来留任教授。1913年受邀回到爱尔兰，任都柏林大学林学院的首任教授。

　　回望历史，不难发现亨利虽然学过自然科学和哲学，是医学硕士生，从事过海关工作，但他最爱的还是植物。从1881年到1900年，亨利将他人生最宝贵的19年青春留在了中国，给中国的植物采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亨利到达中国之前，西方植物学界对于中国植物的了解主要来自东部和北京一带的标本，西部鲜有采集人染指。学术界普遍认为在中国植物上很难再有什么重要发现。亨利的采集和发现彻底颠覆了这种认识。后人认为他奠定了之后的中国植物采集基础，如果没有亨利的发现和对中国植物发现的推动，西方世界对中国广袤中西部地区的植物认识，将会大为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