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沈从文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张兆和一生钟爱的结语，然后如同“傩送”驾船而去，留下了望眼欲穿的“翠翠”。这位凤凰之子以最后的生命加固了乌托邦的建构，从山水人情的湘西世界到一生挚爱的三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溯源，他一生重情，一生挚真，张充和为其题写诔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从文的后半生几乎搁笔，不再涉及文学创作，很多人也因此将其看成湘西世界的完结，“翠翠”“萧萧”“三三”也离我们远去。然而沈从文并未放弃过对那个世界的追求，也从未放弃过内心的抒情传统。张新颖这部《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详细记录了沈从文搁笔后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状态，揭示了他如何在人生落寞之时保存下赤诚真爱的情怀。凌宇和金介甫的《沈从文传》主要介绍了沈从文前半生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历程，《从文自传》则是自述1902—1922年成长经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书写仍是一个空白，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使得沈从文的传记书写更加详实、丰富，也为后人了解、研究沈从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有情人的失语和绝望

　　个人力量在历史的面前格外的渺小、微弱，更何况他又是一颗如此敏感细致的心，经受着时代的擦拭，他感到极其疼痛与失望。这样的一个沈从文再也写不出作品，他的笔下再也造不出一个“桃花源”。他的文字遭到了评论家的贬斥，学生也对他展开了抨击。在这样的困境中，他看不清世界，更看不清自己，他不明白真实如何变得模糊不堪。他疯了。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此时的他不得不走向孤独和失语，在他看来“许多人都在参与谋害”。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就像福柯的《疯颠与文明》中认为的，“疯癫”成为了绑缚个人的评判力量，集体的话语以“疯癫”的名义将个人完全置于被规训的地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理解他内心的那种沉重感和压迫感。或者更像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所表示的，公众诉求之下群体进入盲目张狂的状态，而此时老实人变成罪犯，懦夫将变成豪杰。其中一些沈从文的朋友都不能理解他，也把他当成一个疯子看待，真可谓虽善不亲。

　　虽然在此期间梁实秋、程应铨等邀请他去清华园里休养，但在沈从文的心里他早已进入了孤独的自我，即使面对张兆和也无法摆脱这种心境，他说“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后来他的绝望与日俱增，最终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独自在家。他翻阅了往日书信照片，又看到了“三姐”年轻时的样子，回望几十年的爱，更添加了几分今夕何夕的怅惘和荒凉。他如此真挚地爱着他们，然而这个世界上没一个人再来爱他，真正地理解他。于是紧闭门窗，喝了煤油，用剃刀抹颈割腕，忍受着最后的身体之痛，等待着死亡或是解脱。平常很少有人来家里走动，屋子尤其安静，他的挣扎也更让人觉得孤寂，凤凰之子就要坠落了。他从孤独走向了死亡。在一个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人情冷暖的变化中，沈从文觉得此处如此冷漠，让人生畏。他不能忍受，更承受不起这“沉重的肉身”了，就像叶赛宁、伍尔夫、海明威等选择以死亡作为生命的解脱方式。叔本华说：“要么是孤独，要么就是庸俗。”“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与倦怠之间徘徊。”沈从文则从孤独走向了痛苦，走向了倦怠，然后走向死亡。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对于生来说，他的死是绝望，是爱的绝望。

　　当然，沈从文并没有在1949年死去，被人搭救，并且之后还活了将近四十年的时光。

　　抒情传统的对接

　　沈从文的困境是文学和个人现实两种困境的合体。他所依存的五四传统在新兴文学的语境中遭遇尴尬，同时他个人与“五四”以“事功”为主导的文学也并非亲密无间。面对“有情”文学的失效和生存境地的孤寂，在他经历了一次“死亡”后，他的生命中便多了一份柔韧，即使尚存痛觉，但最终归于“慈柔”和“大悲”的心境。他逐渐学习、转变，为了家人，他要活下来。他对生命延续作了转变，至于真正的内心，他仍然保留着本我的状态，并且还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在一次差旅中，他从宾馆的窗前向外看去，熙熙攘攘的人群攒动在大街上，一片欢闹之声，远处江面的船只摇晃。随即，沈从文画了三幅画，并注了文字描述。第三幅如这般写道，“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这黄浦江畔的喧闹与他湘西诗意的静谧截然不同，但他仍然是那个船上人，从不离开水，也保持下了那种乡土中的隐忍和超然。

　　后来他去了历史博物馆，研究各种历史文物、民族艺术，涉猎十分庞杂，最后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古代服装的研究中，为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从文物研究的角度来记录沈从文也是张新颖这部书的突破性价值。在很多评论家的笔下，当沈从文的文字停止之时，沈从文的抒情传统便告一段落，而张新颖则在这里讲述了他在文物、艺术研究方面的勤恳、真切。一方面，他与屈原、贾谊、司马迁在历史中对望，“如同回到了两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情感中。”另一方面，他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而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进而暗中认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沈从文的这半生留下了大量的文物、艺术研究，在与这些古物的交流中，他似乎到达了一个静谧的世界，又能够陶醉在传统的美和情中，这不就是另一个“桃花源”，不就是他的另一个“有情”乌托邦嘛。“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此时的沈从文已经在新环境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生存方式，他没有改变原初的“思索”，也因此他没有改变原初的“我”，在人群之外，他看得更加清楚。后来人在评论沈从文的研究时都以“人生长勤”来形容他，而从很少有人察觉到他对这些古物的热情正源于他的“人生长情”。

　　个人在历史曲折中重新站立

　　张新颖说，“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退消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在个人重新走向历史舞台的时候，沈从文和他代表的抒情笔法也将重新闪烁光芒。夏志清、王德威、张悦然等评论家给予了沈从文极高的定位，在哥伦比亚大学作讲演时，哥大的海报尊称他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一时间，中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沈从文热”。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他将“五四”以来或是自古典美学以来的抒情传统与当下文化语境进行了缔结。沈从文作品多种选本被争相出版，于此同时，他的学生汪曾祺的《异秉》《受戒》《大淖记事》以“素朴亲切”引起了社会反响，也算师生间的传承赓续。纵观历史变迁，“抒情”与“爱”与“真”紧紧依存，表现出一种永恒的力量，也永远占据着中国美学的重要位置，因为它是传统深处的根，也是一颗未来的种子。

　　此处还有一点遗憾的是，马悦然说，“1988年如果他（沈从文）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诺贝尔文学奖）。”不过实在说来，与沈从文的真知相比，获奖与否已然不再重要，再者，作为研究者还有什么比他的至情至性、至真至爱更让人感动呢。张新颖从最初的《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到《沈从文九讲》再到《沈从文的后半生》，他用16年的光阴完成了一次实践性的历程，将沈从文的生命更为形象、生动地塑造出来，臻于饱满完善，这也算是张新颖个人抒情的一次完美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