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张元济的这伙人以为商务印书馆是张的私产，所以开口便要赎价30万。其实商务虽然名气很大，但股东人数却很多，更何况张元济也并非大股东，他的收入主要是薪水和一定数量的股息，虽然不能算穷人，但也不是绑匪想象的那么回事。后来这帮人一调查，发现的确搞错了，于是便将赎金降为20万。10月18日，张元济给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高梦旦写信交代情况：“以弟资格，竟充票友（指自己遭绑票一事），可异之至。此间相待颇优，请转告家人放心。惟须严守秘密。票价二十万，殊出意外。以弟所有家产，住房道契，非弟签字，不能抵款。商务股票兄所深知，际此时局，售固不能，押亦不易。但弟既到此间，不能不竭力设法。请兄为我帮忙，并转告内子向亲友借贷，愈速愈妙。再此事切不可宣扬于外，如已报捕房，即速设法销案，告知系由自己商妥了结。”

　　从信中可以看出，张元济被绑后处之泰然，精神上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在这段“幽居”的日子里，张元济与几个看守相处甚洽，他从心底里同情这伙人的境遇，便常常与他们攀谈劝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到亲切处，亦有泪下者”；一名年龄较大的看守常常咳嗽，张元济劝他去看医生，还亲自为他开了一张治病的方子；看守们也为张元济的宽容和善良所感动，对他十分客气，不但给他松了绑，还让他睡在屋里唯一的一张床上，他们自己则和衣躺在地上。望着身边这些原本善良却被逼为盗的人，张元济不禁抚掌慨叹，诗作也在心头酿成，几天过去，一数竟有十首，此即后来有名的《盗窟十诗》。

　　这起意外事件让张元济有机会了解了中国底层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这是他原来很少甚至是从未接触过的一个世界，对其震动很大，张元济脱身后在致好友丁文江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说出了他对绑票这一社会现象的见解：“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十年后张元济内侄许宝骅在京杭道上被绑，张元济又写了《谈绑票有感》，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身历险境而不畏惧，脱险后又替绑匪辩护，这就是张元济的胸襟和气度，不过这种胸襟今天已很少看到了。

　　绑匪也为张元济的人格力量所感，只收了张家一万元便将其客气地送回，回家后张元济把《盗窟十诗》排印出来，遍送亲朋好友以作纪念。后来有人误传《盗窟十诗》是张元济脱险归来后所作，胡适也这样认为，他在致张元济的慰问信中说：“盗窟归来一述奇，塞翁失马未应悲。已尝六夜绳床味，换得清新十首诗。 菊生（张元济号菊生）先生脱险归来，作诗自遣，皆温柔慈祥之言，无一句怨毒之语。因占绝句一首和，并乞教正。”张元济读后专门复信胡适，并依韵撰诗一首，说明《盗窟十诗》乃作于匪窟之中：“世事遭逢未足奇，本来无喜亦无悲。为富六日清闲甚（指被当做富人遭绑架六日），此是闲中学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