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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06日 星期一      报料热线:96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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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仁殿: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
紫禁城的宫门。
吴三桂和陈圆圆画像。
昭仁殿。 祝勇 摄
  文\本刊特约撰稿 祝勇

  红亭碧沼

  本来,吴三桂用不着再反了。

  永历的死,标志着吴三桂的复仇大业已经圆满完成。他心目中的仇人,一个个地从世界上消失了。他剿杀了李自成,扫平了山陕等地的贺珍叛乱,彻底铲除了南明的流亡政权,在完成个人复仇的同时,顺便也帮大清朝荡平了天下。

  所有的动荡,所有的离乱,似乎都因永历的死而宣告了终结。

  我相信在这段时期,无论昭仁殿里的康熙,还是镇守云南的吴三桂,都度过了各自生涯中最轻松、最惬意的时光。一座座崭新的宫殿在紫禁城内重新伫立起来,以宏大的规模宣示着这个王朝的野心,吴三桂也不甘落后,建造气势恢宏的平西王府。

  当时有人这样描写吴三桂王府之富丽:“红亭碧沼,曲折依泉,杰阁崇堂,参差因岫,冠以巍阙,缭以雕墙,袤广数十里。卉木之奇,运自两粤;器玩之丽,购自八闽。而管弦锦绮以及书画之属,则必取之三吴,捆载不绝,以从圆圆之好。”

  除了王府,吴三桂还大肆兴建花园,当然他还收集美女,为此,他派遣专人,到“三吴”地区挑选美女,后宫之选,不下千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吴三桂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乐土。

  但吴三桂毕竟是一个重情意的人,无论他活得多么没心没肺,都没有忘记陈圆圆,因为她是他生死相依的伴侣。即使她曾被刘宗敏霸占,也没有影响他对她的爱意,这份感情,应当说难能可贵了。他还为陈圆圆专门修建了一座花园,名字叫“野园”,在昆明北城外,是一片浩淼无边的花园。美人似水,佳期如梦,在这繁花似锦的春城,他无须再想死亡和离别。怀抱陈圆圆的吴三桂,拥有的岂止是美色,更是一番人世有情的温慰。

  那段日子里,吴三桂常来野园,用月光下酒。酒酣时,陈圆圆会唱上一曲。歌声幽扬清婉,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中和韶乐”,不是用来修饰辉煌的仪仗,而是诉说他们内心的幽情。吴三桂听得动情,就会拔出宝剑,随歌起舞。陈圆圆歌唱,吴三桂舞剑,两个人的眼角,都漾着几点泪花。

  但吴三桂想错了,他的世界貌似坚不可摧,实际上不堪一击。他的奶酪,并非无人能动。那个人,就是万里之外的康熙大帝。

  康熙削藩的圣旨一到,他才如梦初醒。

  鸟尽弓藏

  吴三桂纸醉金迷、裘马轻狂,对社稷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一个玩物丧志的开国元勋对于朝廷来说绝对是安全的同义词。吴三桂已经位及亲王,是一个汉族官员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又有美人在侧,他应当是无欲无求了。

  假如说吴三桂还有什么心愿的话,那就是朝廷让自己能像明朝沐英,世世代代镇守云南,世袭亲王的爵位。但他想得太简单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功高盖主,更是人臣之大忌。因为他的功劳簿记得满满的,皇帝的英明就显不出来。更重要的是,昆明城里的万丈楼台,无疑是对紫禁城威严的巨大挑战,因为建筑本身就是野心的纪念碑,建筑的高度,标定着野心的高度。

  十多年前,我的朋友张宏杰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吴三桂的长散文《无处收留》,我十分喜欢这篇散文。在这篇散文中,宏杰将康熙与吴三桂的冲突归结为二者道德原则的冲突,他说:“一条噬咬旧主来取悦新人的狗,能让人放心吗?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更可以为祸。”

  相比之下,“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下长大的,与从白山黑水走来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规而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出于内心的道德信条,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抱理解态度,对于吴三桂为大清天下立下的汗马功劳,他也不存欣赏之意。对这位王爷的卖主求荣,他更是觉得无法接受。对这位功高权重的汉人王爷,他心底只有鄙薄、厌恶,还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

  精辟,深刻,却不完全。因为宏杰兄高估了康熙大帝的道德信条,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康熙也并非一个道德的完人,相反,他同样是一个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的行家里手。本文开篇提到王辅臣,本来是康熙派到甘肃去平叛吴三桂造反的,他却因受到陕西经略莫洛欺压,逼他陷入死地,造成部队哗变,愤而叛清,向莫洛军营发起突然袭击,莫洛被流弹打死。王辅臣是骁将,他的反叛,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战略上,都给朝廷极大的打击。

  朝廷实在没有力量再去对付王辅臣了,只能派了一些蒙古兵前往陕西征剿。但康熙深知,对王辅臣安抚为上,频频摇动橄榄枝,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不仅派人前往王辅臣营中,让他传达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王辅臣的儿子王继贞都派了过去,临行来还叮嘱他:“你不要害怕,朕知你父忠贞,决不至于做出谋反的事。大概是经略莫洛不善于调解和抚慰,才有平凉兵哗变,胁迫你父不得不从叛。你马上就回去,宣布朕的命令,你父无罪,杀经略莫洛,罪在众人。你父应竭力约束部下,破贼立功,朕赦免一切罪过,决不食言!”

  送走了王继贞,康熙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定。他在昭仁殿里徘徊苦思,然后走到紫檀长案前,提笔给王辅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声情并茂,连顽石都能融化,王辅臣的骨头再硬,当然抵御不了皇帝的催泪攻势,史书记载,皇帝敕书一到,王辅臣就率领众将“恭设香案,跪听宣读”,向北京的方向,长哭不已。几经周折之后,王辅臣决定归降大清。这一捷报飞报北京,让康熙脸上立刻露出喜悦之色,宣布将王辅臣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提升为“靖冠将军”,命他“立功赎罪”,部下将吏也一律赦免。

  然而,康熙最终还是食言了,吴三桂死后,康熙并没有忘记对王辅臣秋后算账,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盛夏,正当清军如潮水般把昆明城团团包围的时刻,王辅臣突然接到康熙的诏书,命他入京“陛见”,他知道,兔死狗烹的时候到了,从汉中抵达西安后,与部下饮酒,饮至夜半,老泪纵横地说:“朝廷蓄怒已深,岂肯饶我!大丈夫与其骈首僇于刑场,何如自己死去!可用刀自刎、用绳自缢、用药毒死,都会留下痕迹,将连累经略图海,还连累总督、巡抚和你们。我已想好,待我喝得极醉,不省人事,你们捆住我手脚,用一张纸蒙着我的脸,再用冷水噀之便立死,跟病死的完全一样。你们就以‘痰厥暴死’报告,可保无事。”听了他的话,部下们痛哭失声,劝说他不要自寻死路,王辅臣大怒,要拔剑自刎,部下只能依计行事。

  王辅臣不露痕迹地死了,他以这样不露痕迹的“病死”假象蒙蔽了康熙,使他逃过了斩首,也保全了自己的全家和部下不被抄斩,但其他降清将领就没有他幸运了,自康熙二十年年底,清军攻下昆明,到第二年五月,不到半年时间,吴三桂手下大量投诚清朝的将吏被康熙下令处死,为斩草除根,他们超过16岁的子女也在被杀之列,其余家眷亲属,没有死的也都终生为奴,流放到东北的苦寒之地。

  康熙“赦免一切罪过,决不食言”的庄严许诺言犹在耳,转眼就是一场残酷的血洗,康熙的道德信条,显然也是靠不住的。在皇权至上的年代,保持皇位的稳定是最大的道德。

  权力铁律

  康熙与吴三桂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爆发,根本原因是——在极权社会,存在着一种权力守衡定律,即:权力总量是一定的,一个人的权力增大,就意味着另一个的权力减小。即使在皇帝与臣子之间,这一守恒定律仍然存在。

  清朝皇帝虽然成了紫禁城的主人,中轴线上那一连串做工考究的龙椅收容了他们在马背上颠簸已久的屁股,对于执政者来说,这很重要,因为像暴秦那样“仁义不施”、仅凭实力裸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天意成为对皇权最合理的解释,天意解决了帝王们对自身政权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的普遍焦虑,但无论皇帝怎样为自己寻找上天这个靠山,在这个一望无边的国土上,他依旧只是一个孤零零的个体,那黑压压的多数会让他心生恐惧,显然,要让天下臣服,仅凭虚无缥缈的天意是不够的,还需要做出可靠的制度安排。

  集权,还是分权,这是个问题。朝代就像钟摆一样,在集权和分权的两极间摇摆不定。江山传到明清两朝,这一政治困境也击鼓传花似地传到这两代皇帝手里。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削藩”,导致了自己权力的倾覆,清朝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而分封诸王,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耿精忠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使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藩王,但仅过了二十多年,“分封”的恶果就显露无遗,藩王们割据一方,尾大不掉,使藩地成为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不仅侵蚀着皇帝的权力,而且所有的行为还都让皇帝买单。这是在吸皇帝的血,榨皇帝的骨髓,让康熙皇帝奋起自卫,开始了“平三藩”的大业。此后的权力钟摆,就只向皇帝一方无限靠近了。

  天下之事,天下人再也无权染指。清朝不仅像明朝一样不设宰相,而且连明朝那样的“内阁首辅”也没有,皇帝赤膊上阵,董事长兼总经理,康熙设立的“南书房”、他的儿子雍正设立的“军机处”,都是皇帝的跟班打杂,目的就是为了集权力于皇帝一人。康熙还不过瘾,又发明了密折制度,全国上下遍布皇帝耳目,普天之下无论官员动态、匪患盗患还是菜价米价、夫妻吵架,都可以写成密折呈入宫中,由皇帝一人亲览,以便未雨绸缪。在康熙的时代,告密制度则几乎扩散到整个官场,这是一种无形的恐怖,更加深入骨髓。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父亲曹顒、叔叔曹頫,都成了康熙的情报员,他们主持下的江宁织造,除了充当为皇帝采办丝织品和各种奢侈品的机构,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特务机关。

  有清一代,中国的皇权专制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值。这种皇帝权力的最大化固然带来了清初的盛世,但是“一统就死”的效应并未发生改变,空前的盛世,是以空间的禁锢和僵化为代价的,透支了皇权的生命,并最终断绝了皇权的后路。

  低级错误

  权力如同喝血,越喝越渴,无论对紫禁城里的康熙,还是平西王府里的吴三桂,都不例外。因此,康熙与吴三桂之间为争夺有限的权力资源而爆发的冲突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个性的冲突,而是命运的冲突。

  只不过康熙和吴三桂都犯了低级错误。尽管吴三桂天高地远,乐以忘忧,却不足以打消皇帝对他的顾虑。他自恃有军队,有地盘,更不差钱,就更大错特错,因为他越是如此,在康熙看来就越不顺眼。

  但吴三桂最大的错误并不在此,而在他不应该心急火燎地杀死永历。永历已经逃至缅甸,穷途末路,小阴沟里掀不起什么风浪了,但只要他在,朝廷就不敢动吴三桂。只要飞鸟不尽,良弓就不会被束之高阁;只要狡兔不死,走狗就不会被红烧了下酒。

  他的恩师洪承畴在离开云南时曾经忠告吴三桂:“不可使连续一日无事。”但吴三桂并没有深刻领会老师这句话的深意。虽然后来不断在云南制造些小乱,借以向朝廷要钱和索功,但都是小打小闹,亡羊补牢。

  而康熙的错误则在于,在“平三藩”的问题上过于急躁冒进。那时的康熙,血气方刚,眉宇间闪烁着指点江山的气概。“三藩”之中,平南王尚可喜最乖,在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的春天里上疏康熙,要求放弃兵权,带全家归老辽东。尚可喜自动撤藩,逼得不愿撤藩的吴三桂和耿精忠不得不做出自动撤藩的政治表态,吴三桂自信地说:“皇上一定不敢调我。我上疏,是消释朝廷对我的怀疑。”没想到康熙在他的撤藩申请上批下两个最可怕的字——同意。

  实际上还有更加稳当的选项:既然尚可喜自动撤藩,就先成全他,另两个看情况慢慢来,比如“三藩”之中吴三桂虽然实力最强,但他的年龄也最大,时间站在年轻的康熙一边,他耗得起,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就会把吴三桂活活耗死,等他百年之后,再图撤藩不迟,至于耿精忠,实力远不及吴三桂,吴藩一撤,耿藩也自然成了强弩之末。

  但康熙却选择了最不科学的选项,采取“休克疗法”,同时撤掉“三藩”,非但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而让他的对手团结起来,同仇敌忾。

  康熙批准撤藩的命令传到了云南,吴三桂顿时目瞪口呆。

  对吴三桂此时的心境,李治亭先生的分析堪称准确:“他用鲜血和无数将士的生命换来的荣华富贵,苦心经营的宫阙,还有那云贵的广大土地,都将轻而易举地被朝廷一手拿去。一种无限的失落感,使他惆怅难抑,渐渐地,又转为悔恨交加,一股脑儿地袭上了心头!……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一生中又一次重大选择。

  终于,在经历无数个夜晚的撕裂与挣扎之后,一阵阵的鼓角声刺破了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静谧的晨曦,62岁的吴三桂又一次披挂起戎装,这一次并不是奉旨出征,因为他永远不可能再遵奉清朝皇帝的旨意了,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反叛,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这已经是吴三桂一生经历的第三次背叛了。第一次,他背叛了对他寄予厚望的明朝;第二次,他背叛了与李自成达成的协议,阵前倒戈,导致李自成队伍的一溃千里。他的一生,是背叛的一生,是从一次背叛走向新的背叛,生命不息、背叛不止的一生。

  还有第四次背叛,那就是他最终背叛了他的爱人——那个与他相依相偎的陈圆圆。

  得知吴三桂举起叛旗的消息声,陈圆圆默然离开了野园,独自投向无人的荒野。她瘦弱的身影,从此消失在历史云烟中,以至于清朝攻陷昆明以后,在吴三桂的籍簿上也没有发现陈圆圆的名字。

  有人说城破时,陈圆圆自缢而死;有人说她独自走到城外,投滇池而死;也有人说她流离他乡,当了道士,在药炉和青灯间打发余生。假如说吴三桂的一生是一辆过山车,那么陈圆圆就跟从着他冲向巅峰和低谷,她无怨无悔。士为知己者死,吴三桂没有做到;女为悦己者容,陈圆圆问心无愧。

  凄风苦雨

  这片浩大的国土上,吴三桂的兵马常来常往,不知杀过几个来回了。当年率清军杀过长江的那份豪情还历历在目,这一次,他几乎是按着原路杀回去的,这逆向的旅程里,似乎包含着他对自己过去历程的否定。对他而言,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并不是肯定,而是虚无。他的节节胜利,遮掩不住他的迷茫与空虚。一望见长江北岸,他立刻感到一阵心虚。

  一瞬间,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抽干了血液的行尸走肉,没有勇气再踏上北方的土地了。他不敢再与昨日的自己相遇,更不敢面对康熙的面孔。在军事形势最有利的时候,他突然间崩溃了,只希望长江天险可以保住他的小朝廷。

  吴三桂的联合大军很快分崩离析了,因为人们很快看出来,吴三桂起兵的目的,并不是为从前的明朝复仇,而是为他自己。

  一切都应验了康熙对吴三桂的咒骂:“吴三桂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

  吴三桂连一片道义的遮羞布都找不到,他的霸业也就没了支撑。战局很快急转直下,吴三桂从高歌猛进到一败涂地,他的赌博很快失去了成功的希望。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三月初一,吴三桂在衡州匆匆登上帝位,行衮冕礼时,突然天降大雨,仪仗卤簿被大雨冲得东倒西歪,看来他的“钦天监”工作不称职,天气预报做得极差,而他那名义上的“帝国”也像凄风苦雨中的典礼一样,草草收场了。

  三个月后,悒郁寡欢的吴三桂突然中风,后患上痢疾,狂泻不止,没等孙子吴世璠赶到衡州,就咽了气。

  这一年,他66岁。

  北京的天气也格外异常,只不过与凄风苦雨中挣扎的衡州相反,帝国的北方不是涝,而是旱。大旱持续了很久,让康熙这位上天之子感到很没面子。显然,上天代理人的角色并不好当,一场自然灾害,就能让“君权神授”这一美丽的神话露出破绽。

  关于旱灾的奏报堆满了康熙的案头,昭仁殿里,康熙终于坐不住了。丁亥这一天,康熙皇帝庄重地穿好礼服,面色凝重地走出昭仁殿,前往天坛祈雨。《清实录》记录下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就在康熙行礼时,突然下起了雨。我猜想那时浑身湿透的康熙定然会张开双臂,迎接这场及时雨,他一定会想,老天爷没有抛弃自己,或者说,自己的精诚所致,感动了上天,给了这个帝国新一轮的生机。

  三年后(公元1681年)的金秋十月,被城墙阻挡数月的清军终于涌进昆明城。望着黑压压的清军,大周帝位的继任者吴世璠自尽身亡,吴家被灭门,包括襁褓中的婴儿。

  大雪吹寒的时节,又有几匹飞驰的驿马闯过北京深夜无人的街道,向大清门冲去。昭仁殿内,康熙在睡梦中骤醒,披衣而起时,太监刚好将快报呈上来。他双手颤抖着将它打开,这一次他看到的,是清军克复昆明的捷报。他在这座宫殿里苦等了九年,当那个年仅19岁的稚嫩天子已经挺立成了28岁的坚硬汉子时,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胜利。九年中,他几乎没有一夜安寝过,那些断断续续的夜晚,充斥着失望、迷茫、焦躁甚至悔恨,但捷报到来时,所有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只有穿透那些漫长而污浊的夜晚,年轻的他才能看到天地之澄澈、人生之壮丽。

  唯一的遗憾,是吴三桂的坟墓,清军一直没有找到。虽有人提供线索,但挖出的都是伪墓。有一天,他们甚至一口气挖出了13副尸骨,因为无法分辨,索性一把火烧了。

  吴三桂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像一缕清烟,从人间蒸发了。

  他消失得如此干净,好像他从来不曾到人世间来过。

  又一个春天降临到昆明城时,野园已成了真正的野园,满庭清寂,芳草萋萋,昔日的明眸皓齿、舞袖歌扇早已不见了踪影,只有片片花瓣,从秋千架前,悠然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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