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奶奶是我的曾祖母，我记事的时候她就满头白发了。

　　我们每天早上都去看她。这时，她总是颤颤巍巍拿出一个小铁盒子，用干枯修长的手打开盖子，拿冰糖给我们吃。然后，她总是笑眯眯地让我们凑过去，轻轻地按她手背上鼓起的血管。很软。我们笑，她也笑。

　　她是小脚，穿着一双小小的鞋。而且竟然有一双小雨鞋，是专门给小脚老太太设计的。小脚让她走路摇摇晃晃，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她走路的样子，大人们都乐坏了，从此，只要人多，我学她走路就成了一个保留节目。我只有一次看到了她脚的样子。有一天我去得很早，她正在穿鞋。变形的四个脚趾像被挤扁的面团，紧紧贴在大拇指旁边。我害怕极了。她没说话，只是静静地把一条布一圈一圈缠在脚上，然后套上鞋。

　　最开始的时候她还干活儿，大人们都上洼之后，她坐在风箱前，慢慢地把饭做熟。我们跟着她坐着等着。大秋地里活多，总是夜里八九点大人们才回来。我很快就坐在板凳上睡着了，但因为要等着吃饭所以不一会儿就又醒过来，这时，脑袋总是紧紧地一疼，昏黄的电灯光那么刺眼，粗糙的墙面上晃动着阴影，而她还默默坐着，向灶里添柴。

　　过了很久很久，大门外远远传来一阵混杂的铃声，清脆的铃声来自爷爷养的枣红马，浑浊的铁铃声来自爸爸养的灰驴。我高兴极了，赶紧冲出去给他们开大门。

　　后来，她什么活儿都不用干了。每天起床就盘腿坐在炕的角落里，看着人们进来又出去。她痰越来越多，有一个罐头瓶，放在窗台上，不一会儿她就拿过去吐一口痰。

　　我那时什么都不爱玩。我可以跪在她屋子里的长条板凳上，盯着老座钟看半天。一个沾满尘土的长方相框里，放着很多我不认识的人的照片，我问这是谁，那是谁，每次都有人告诉我，但我一个都没记住过。她也喜欢端详着我，然后指着墙上一张画报眯着眼睛说：“将来给俺家凤林娶个这么俊的媳妇儿吧。”这时我总是脸红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其实我都不知道媳妇儿是什么。

　　每天有很多老太太老陪她打黑纸牌。我就在旁边看着，听着她们嘴里说出一些我一直不明白的词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奶奶行动变得很困难了，只能在炕上坐着。但家里有了电视，是爷爷买了给她解闷儿的。我没见她认真看过。她一直奇怪人是怎么钻到电视里去的，每当她问，大家总是哈哈大笑，她也跟着笑，但没人能给她解释清楚。

　　爷爷家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人越来越多，连远在内蒙的大姑都回来了。

　　有一天早晨，我来到她屋子外面，屋子里和炕上已经挤满了人，爷爷正拿着一个注射器猛吸她嘴里的痰，其他人七手八脚抬东西，女人们在另外一间屋子扯白布，有人在把那条长条板凳搬到堂屋，搭起一个草帘子。

　　我想着“死”，但不知道那是什么。

　　这时，一个戴着白帽子的老太太急匆匆从院子外赶来，众人迅速让开一条路。有人小声说：“正赶上啊，可惜老太太睁不开眼了。”后来我知道那是我大姑奶奶，老奶奶的大女儿，几十年前就嫁到了唐山。

　　我没看到屋子里相见的场面，只感到人群突然一阵猛烈的慌乱，爸爸抽泣着出来，有人七手八脚把老奶奶抬出来，放在了草帘上。我奶奶慢慢坐在板凳头下，叫声“我的娘啊！”第一个放声大哭，所有人都跪下来大哭。我不知所措，被人挤到了门外。我也学着跪下，嘴里哼哼着。

　　丧事在嗡嗡的乱响中度过着，所有的亲戚和邻居都来吊唁，每个人都会谈起老奶奶一生的“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