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题，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 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文学改良刍议》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一经发表，四海震动。然而，欢呼雀跃的同时，亦有阴风时时吹来，为了呼应胡适的倡议，陈独秀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即刊出了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积极的声援。1918年5月，鲁迅又在该刊第4卷第5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以切实的创作实绩进一步为文学革命推波助澜。于是，中国现代文学从理论到创作方面都迈出了艰辛的然而也是难能可贵的第一步，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其势如奔腾不息之江河，水流浩荡，渐行渐宽，汪洋恣肆，奔向大海，汇入世界之文化潮流。

　　余谓胡适、陈独秀、鲁迅三位，皆个性突出而秉性迥异之人物也，平日间实难聚拢于一处，更难以协同作战，只是为了文学革命此一伟大目的，而毫不犹豫且义无反顾地走到一起来了。于此，其当事者本人亦有清醒认识，如鲁迅先生曾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对于鲁迅，胡适则始终保持着好意，有机会的时候，总要为其说几句公道话。1936年11月18日，鲁迅去世刚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写给胡适一封长信，信中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对鲁迅进行大肆攻击和近乎泼妇式的谩骂。尽管鲁迅生前对胡适亦颇多微词，然胡适于12月14日在回复苏雪林的信中，却尽力为鲁迅辩护道：“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

　　皆是上等工作。” 之后，为了《鲁迅全集》的出版，胡适更是倾力相助。1937年5月23日，许广平女士曾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写信给胡适，请他“鼎力设法”介绍给商务印书馆，胡适“慨予俯允”，并亲笔给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封推荐信；正是有了胡适的引荐，王云五先生才爽快地表示“极愿尽力”。至于后来由于北新书局拒绝让出《鲁迅全集》版权，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计划遂至落空，那已是后话。然而，胡适完全没有因为鲁迅生前与他门墙分列而作壁上观，一代宗师的深厚学养与云水风度，百年之下犹令人高山仰止，钦慕不已，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