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却传来国学大师饶宗颐离世的消息。印象中不久前还看到老先生出席活动的新闻，虽然年过百岁，身体却是硬朗，没料到这么快便驾鹤远行了。

　　饶宗颐老先生久居香港，学问深奥，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国人大多不识其名，即使听说过这个名字的，对其一生和治学也是一无所知。饶宗颐的身世究竟如何？他又是如何成为与季羡林、钱钟书齐名的国学大师的呢？

　　家学渊博， 私家藏书十万卷名于世

　　饶宗颐是广东潮州人，他的家庭非常有意思，既是商家巨富又是书香门第。祖父曾任潮州商会会长，外祖是前清进士，饶家开着四家钱庄（银行），很会做生意，积累了大量钱财，在潮州是首富。在人们印象中，这样人家的子弟一般都是纨绔居多，就连饶宗颐自己也说：“家庭条件非常好，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

　　饶宗颐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学者，源于他的父亲饶锷。饶锷是潮州有名的学人，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曾任《粤南报》主笔，还是著名的南社成员，其私家藏书楼天啸楼以储书十万卷闻名于世。饶锷毕生治考据之学，工于诗词，谙熟佛典，著述颇丰，有《潮州西湖山志》《饶氏家谱》《慈禧宫词百首》及《天啸楼集》等刊行于世。

　　饶锷早年丧妻，性情孤独，一生埋头做学问，不问世事。饶宗颐出生后，父亲为其取名“宗颐”，期望儿子能成为宋代大儒周敦颐那样的大学问家。饶宗颐受父亲影响很深，从小便随父亲浸泡于藏书丰富的天啸楼，饱览图书、碑帖、拓本及历代书画，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忆及这段往事，饶宗颐这样说道：“他（饶锷）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由于家庭影响，饶宗颐迷恋上了中国古代典籍，更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于是退学回家自学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一年，饶宗颐刚刚14岁。此后不久，父亲饶锷去世，当时他编纂的《潮州艺文志》尚未完稿，弥留之际对此深以为憾。饶宗颐于是继承父亲衣钵，继续潮州地方史料研究和《潮州艺文志》的编纂。

　　饶宗颐18岁时，在历史大家顾颉刚主办的《禹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学术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顾颉刚注意。此间，饶宗颐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邀请，担任了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顾颉刚早年曾任中山大学教授，饶宗颐又在文章说“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分析这些史料，饶宗颐到中山大学任职应该是顾颉刚推荐所致。

　　几年后，饶宗颐在中山大学出版了《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著作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地方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此时广州已被日本人占领，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途中饶宗颐患病滞留香港。香港沦陷后，饶宗颐返回内地。

　　曾收梁羽生为徒，授其诗词写作和古代典籍

　　在许多文章和书籍中，都说饶宗颐抗战期间因病滞留香港，直到去世。其实并非如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饶宗颐返回内地，在炮火中辗转于广东和广西，他的这段经历很少有人提及。

　　香港沦陷后，饶宗颐匆匆离港回到广东，在粤东揭阳担任揭阳县民众教育馆副馆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并创办了《文献》杂志。后来，饶宗颐又到饶平县凤凰山金山中学教书，但薪资微薄，不足以糊口。正在这时，好友郑师许邀请他到桂林的无锡国专任教，生活困顿的饶宗颐欣然前往。

　　无锡国专是今天苏州大学前身之一，本在江苏无锡办学，抗战爆发后日机轰炸无锡，学校内迁长沙，再迁桂林。郑师许原在中山大学教书，与饶宗颐私交甚笃，后来他到无锡国专任教后，听说饶宗颐在粤东很不得意，于是便向无锡国专校长冯振推荐。冯振和郑师许关系密切，知道饶宗颐学识渊博，于是一口应承。

　　1943年秋，饶宗颐来到桂林无锡国专。据其学生回忆，当时饶宗颐主要讲授《古代文字学》和《历代散文》，古代文字学没有现成的教材，饶宗颐只好就地取材，自己编写教科书。好在饶宗颐学识功底扎实，他将一些古文字一一列出，分析讲解，同时还添上许多与此相关的小故事，通俗易懂，引起了学生极大兴趣。

　　1944年后，日军进攻广西，桂林告急，无锡国专又搬迁到广西蒙山。说起蒙山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提起永安却无人不晓，永安是太平天国起义后攻取的第一座县城，洪秀全在此大封诸将，史称“永安封王”，永安就是蒙山的古称。

　　蒙山四面环山，山川秀美，民风淳朴，像个世外桃源，饶宗颐在此教书、写作，生活非常平静。但好景不长，不久蒙山也落入日本人之手，饶宗颐又被疏散到当地一个叫龙头村的小山村。在这里，饶宗颐认识了后来成为武侠小说大家的梁羽生。

　　梁羽生老家蒙山，刚从桂林中学毕业，正准备考大学，其父为当地乡绅。梁羽生在乡下的家离龙头村不远，饶宗颐的一个朋友住在梁家，饶宗颐经常来此拜访，与梁羽生一家也非常熟悉。经饶宗颐朋友介绍，梁羽生拜饶宗颐为师，学习诗词写作和古代典籍。

　　抗战期间生活日常困难，为了谋生，饶宗颐在龙头村开办了一家私塾，教室设在村里的祠堂，有10多个学生，梁羽生也是其中之一。

　　其实梁羽生的年龄和学识比其他学生都高出许多，但他的父亲却坚持要他报名学习。饶宗颐知道其中原因，原来学生们都以稻谷和食物作为学费，梁羽生父亲知道饶宗颐生活困难，特地借儿子读书之名接济饶宗颐。当然不用说，梁家送给饶宗颐的稻谷和食物要比其他人家多出不少，质量也高出许多。

　　饶宗颐比梁羽生大不几岁，两人名为师生，实为朋友。课余饭后，饶宗颐和梁羽生经常促膝谈心，亲密无间，师生之间的这段友谊为饶宗颐孤独的避难生涯增添了一些温暖的色彩。

　　1945年，饶宗颐将其在蒙山所写诗稿编为《瑶山集》，他在序言中回忆了当年这段经历：“去夏桂林告警，予西奔蒙山，其冬敌复陷蒙，遂乃窜迹荒村，托微命于芦中，类寄食于漂渚。”

　　悲怆之情，溢于言表。

　　埋首学术研究，终成一代通儒

　　抗战胜利后，饶宗颐回到广东，一直编纂广东地方志，重点是潮州志。

　　1949年，饶宗颐来香港查阅广东地方史料，应朋友挽留，留在了香港。对于自己当年的选择，饶宗颐在文章中这样写道：“1949年前，因为战乱，社会环境不稳定，我曾颠沛流离，很艰苦。所以，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新中国成立后，香港与历史上建安时代的‘荆州’相似，都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香港是个避风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很重要。”

　　来香港后，饶宗颐先后在香港大学、新加坡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立足香江，面向世界。饶宗颐刚到香港时，旅港潮州商人方继仁花巨资为他购买了一套英国关于敦煌书卷的微型胶卷，供其研究、探讨；饶宗颐还远赴欧洲、美国、印度、新加坡和日本等地，遍览各大学术机构和大学里珍藏的敦煌书卷和甲骨片。此间饶宗颐出版发表了《老子想尔注校笺》《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和《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等学术论著，奠定了他在甲骨学、简帛学和敦煌学方面的重要地位，他还将治学领域扩展到古代史、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和中国艺术史等多个门类，成为了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于一体的一代通儒。

　　在中国甲骨文研究领域，有著名的“四堂”，他们是罗振宇（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和董作宾（字彦堂）。因饶宗颐字选堂，又在甲骨学方面有着突出成就，所以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将其称为第五“堂”。据说有一次梁羽生与饶宗颐谈及此事，饶宗颐连连摆手说：“这是大家开玩笑，你千万别当真，我怎么能和‘四堂’相提并论呢？”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饶宗颐在为人治学中也创立了自己的三种境界：第一重境界“漫芳菲独赏，觅欢何极”，说的是在孤独中思考、感悟和求索；第二重境界“看夕阳西斜，林隙照人更绿”，说的是一般人经不起孤独和寂寞，只重外在不重内修，看不到林隙间的“绿”；第三重境界“红蔫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讲的则是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人生中总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在等待自己。

　　这三种境界其实就是饶宗颐一生的概括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