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清末民初海南文化名家王国宪的曾祖父王承烈（1764—1827），熟读四书、五经和春秋三传，兼通古文和诗赋，精通历史和文学，深谙作文之法，作品在当时总能语出惊人。

　　他考中举人后，无心仕途，返乡在雁峰书院和琼台书院执教20余年，殚精竭虑，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人品和学问过硬的进士和举人。王承烈善于因材施教，在其多种教学方法中，有一种是以诗训教，他曾借助一组五言古诗，回答学生对古诗的质询，可谓别出心裁，独辟蹊径。

　　晚清海南教育家王承烈博古通今，兼通汉学和宋学，善于用诗歌教授门生。诚如《琼山县志》所赞：“文学由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及元明近代诸大家诗文集，无不博览，知其宗法所在。洋洋数千言，学者奉为指南，远近从游多被教泽。”

　　王承烈博学强记，其《及门询古诗源流，聊成韵语答之》五言律诗十六首，直言古诗源流，论西周春秋东西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宋元明近代诸大家诗歌流派，诸家诗作，信手拈来，如珠走盘，随意自如，足见其学养深厚，功底扎实，可谓诗中通鉴。

　　一组诗点评中华古诗史

　　孔子论诗，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王承烈《及门询古诗源流，聊成韵语答之》以“三百遗篇在，歌吟本性情”开篇，说明“诗者，述事以寄情”的创作思想，认为那是真情流露，并非为传世留名而作，旨在教导门生，诗作要“温柔敦厚”。

　　王承烈就此论及屈原变《风》变《雅》，创作《离骚》，寄托他深沉的忧国忧民的精神情怀。王承烈评论汉魏诗人，指出王洪《楚辞章句》和洪祖兴的补注有独到之处。显然，受《典论·论文》的影响，王承烈强调诗歌创作要有益于治国化民，反对无病呻吟。

　　王承烈评论，苏（武）李（陵）赠答，开一代诗风。探究诗之源流，《古诗源》记：七言长句，始于柏梁体，句句押韵，人各一句，计二十六句。王承烈告诫门生，研习吟诵，潜心体味，用心领会，不管是“比喻”还是“起兴”，目的是要达到自己想表达的意境。

　　王承烈评论两汉诗人，赞扬陈思王博采众长，出类拔萃。陈思王，即曹植，字子建，有七步成诗之才。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中国第一部诗评著作《诗品》盛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清代学者王士祯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

　　所谓“建安高七子，典午薄三张”，说的是历代诗家认为，“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与“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是汉末三国文学成就的代表。“典午”指晋朝，与魏晋文学相比，“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屈尊一筹。

　　王承烈点数晋人张茂先（张华），说他勤奋好学，博览坟典，工于诗赋，词藻华丽，以才学知名，诗作甚丰，曾作《鹪鹩赋》等，但把他与齐国贤士越石父相比，未免缺少一种刚强之气。晋末大乱，士族南逃，“过江”之人相邀饮宴，每每唉声叹气。陶靖节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王承烈赞扬他志向高远，学识渊博，天然真淳。

　　接着，王承烈评论钟嵘的《诗品》“诗评甚妙”。《诗品》品评了从汉代到南朝123位五言诗人，被称谓百代诗话之祖。论及江淹、何逊、鲍明远、谢康乐、谢元晖等诗人，王承烈认为他们诗作虽远不及“国风”与“离骚”，但格调不低，清雅奇秀，各具特色。

　　王承烈评说南北分派，诗才各异。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评点颜之推、高昴，推崇徐陵、庾信，批评邢邵、魏收等。然后，从隋而唐，从杨广、卢思道、薛道衡、杨素到初唐四杰，从张九龄、陈子昴到中唐开元盛世的“诗仙”“诗圣”，感叹“愿学叹无由”。

　　王承烈认为，中盛诗人，善学杜甫，心系苍生。退之，即韩愈，世称“韩昌黎”，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王承烈誉他“笔力独横绝，章句参古奇”。元稹、白居易无法与韩愈相提并论，而钱起、刘长卿则等而下之，李商隐作《韩碑》，表示对韩愈极其赞同。

　　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等文学侍臣点缀升平的西昆体盛行，诗坛上弥漫追求词藻、堆砌典故、脱离现实的诗风。当时，欧阳修指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的弊病，创导诗文革新，主张文道并重。苏东坡、黄山谷崛起，廓清了西昆体柔弱、华艳的风气。

　　王承烈推崇苏东坡，赞其才情横溢，诗歌成就远远超过黄山谷以及江西诗派诸人，但诗风上有共同之处。《沦浪诗话》称：“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以才学作诗，以文为诗，以理入诗，反对陈言俗调，形成了风靡一时的苏黄诗风。

　　这组“诗教”，五言律诗十六首，以诗韵来回答学生询问古诗源流，有记有叙，有述有评，深入浅出，简洁明快，酣畅淋漓。对初学诗的门生来说，可谓提纲挈领，溯本清源，了然历代诗人诗作。但面对高度浓缩的诗句和诸多典故，今日读者须潜心才能领悟。

　　王承烈尊崇哪些先贤？

　　王承烈崇拜苏东坡，认同《琼台记事录》“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始”。他景仰黄山谷“天姿笔力高”“上古追贤豪”，对陆游“忠君爱国”赞赏有加，十分赞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创作理念。

　　王承烈颂扬元遗山诗作刚健质朴，慷慨悲凉，在金代他的成就最高。王渔洋是康熙年间的诗坛盟主，他虽然“宗唐”，但也取法宋元，主张诗作朦胧含蓄，认为“不著一字，尽显风流”就是“神韵”，那是诗歌的最高境界。他对百家评说，均以此为判断标准。

　　王承烈生于乾隆年间，他认为清代著名诗人翁方纲（号覃溪） 品评唐、宋、元诗非常中肯。覃溪著有《石洲诗话》，他推崇王渔洋，但不满神韵说的空虚，因而创“肌理说”补偏救弊。所谓肌理，兼指诗歌的义理文理，主张神理与实际并重，做到质实形雅。

　　清代朱彝尊（号竹垞）博通经史，诗与王渔洋并称南北两大宗，即“南朱北王”。朱彝尊著述丰富，诗歌醇雅，其怀古、咏史之作，语调苍凉。朱彝尊对明代诗歌颇有研究，他所编《明诗综》收录并品评明亡后遗民3400余人的作品，王承烈赞誉他“品评精详”。

　　这组“诗教”，上自远古，下迄清朝，诗家数以万千，凭此五言律诗十六首，纵论古诗源流，诗中选诗，既谈诗论诗，也谈人论人，谈史论史，可谓大家气象。观诗以知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辨其文，王承烈以此课徒，难怪“乡会所举之士，咸出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