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的海南琼山人丘濬，毕生勤于著述，学富五车，流传于世的巨著《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等，影响深远。而他的大量短章篇什，同样享誉天下。《四库全书》提要评价他：“浚（即丘濬）记诵渊博，冠绝一时，文章尔雅，有明一代，不得不置作者之列。”明朝翰林院修撰焦竑编有《国朝献征录》，辑录明朝许多著名人物的传记资料。他说：“丘濬文章雄浑壮丽，四方求者沓至。碑铭志序记词赋之作，流布远迩。”本期刊发海南作家关义秀先生的研究文章，以飨读者。

　　丘濬为文秉承经国济世宗旨，其文章关系到治国安邦，关系到民生所盼，实现学术与教化的结合，因而不仅被皇帝所嘱目、采纳，在朝堂上产生很大影响，也能深入到社会民间，传播于天下芸芸众生之中，堪为“流布远迩”的一个注脚。据《琼台诗文会稿》（以下简称《会稿》）所载，丘濬的文章有奏章、策问、序、记、传、录、题跋、杂说、赋、颂、箴、铭、赞、墓志铭、神道碑和祭文等多种体裁，涵盖政治、经济、教育、人事、建筑、世俗、礼仪林林总总，许多奏章、序、记等力作，都体现了这些特点。

　　为弘治新政建言献策

　　自古以来，许多臣子为了陈述自己的政见，实现其政治理想，抒发个人志趣，往往向帝王进献奏章。历史上，西汉晁错的《论贵粟疏》、三国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晋李密的《陈情表》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

　　收进《会稿》里的奏章有23篇。丘濬这些奏章固然没有上述名篇那样脍炙人口，却不乏重要的历史意义。

　　1487年11月，丘濬花了十年心血编撰的巨著《大学衍义补》，终于大功告成。之后，就给登基不久的明孝宗献奏章《进<大学衍义补>奏》。这篇千字文，短则短矣，意义却非同小可。《大学衍义》是宋朝大儒真德秀花了十年时间完成的一部力作，其写作的初衷是给宋理宗提供治国理政经验读本。他认为“《大学》一书，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其《大学衍义》是推衍《大学》要旨而成。对于真氏这部著作，丘濬诚然重视，却并不盲从。他的奏章开宗明义指出，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四十三卷，于八条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闕焉。”因此，他“窃仿德秀凡例，采辑五经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闕略，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正如他所言，《大学衍义补》补的就是治国平天下之要，这正是编撰《大学衍义补》的宗旨。奏章还指出，《大学衍义》“主于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义大而简。而《大学衍义补》主于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其所衍之义细而详。”“若合二书言之，前书其体，此书其用也。”丘濬这些评介，一针见血，提纲挈领，兼容并蓄，取长补短，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胸襟和见识。

　　丘濬还在奏章中对明孝宗恳切陈词，他之所以编撰这部巨著在于：“伏念臣濬远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禄，六转官阶……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负国恩，无以为报。”丘濬凭一介来自海外“蛮荒”之地的学子之身，登进士第，不断升迁，成为翰林院学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主要归结于他一生勤于政事，忠于职守，功勋卓著，从而得到孝宗的赏识和重用。然而，他却称自己受之有愧，冒领朝廷厚禄，战战兢兢，害怕一旦身死，有负皇家恩典，没有功绩报答朝廷。因此，尽管他自谓“所见不能无偏，所纂不能不误”，仍然呕心沥血撰写这部巨著。见诸这些文字之外，他奉献的是一颗拳拳的忠君爱国之心。这发力点，使奏章力透纸背。贯穿在奏章中的是他那强烈的愿望，一种古为今用、经世济用的精神：“虽曰掇拾古人之绪余，亦或有以裨助圣政之万一。伏望皇上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遇用人则检正百官之类，遇理财则检制国用之类，”“酌古准今，因时制宜，以应天下之务。”丘濬说得恳切、委婉，自谦之中，蕴含一种热切的期待。这种愿望一以贯之。可以说，丘濬不是为了《大学衍义补》能刊刻名山而进奏，而是希冀《大学衍义补》能成为明孝宗的治国理政读本而进奏，为弘治新政、为明朝的振兴而进奏。

　　年仅十八的孝宗皇帝于1488年登基，是年为弘治元年。这时离朱元璋建立明朝的1368年，已有120多年。当时，明朝正处于一个历史节点。年轻的孝宗皇帝，励精图治，立志有一番作为。“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弘治一朝，多用正士。”（孟森《明史讲义》）正是由于君臣协力，弘治年间出现了朝政清明的局面，历史上因此有“弘治中兴”之说。其中，丘濬的奏章无疑发挥其一定的作用。

　　秉持正义 大胆进谏

　　1492年也即弘治壬子年四月十日，丘濬进献《论厘革时政奏》。虽然弘治新政已经推行五年，但明朝积习依旧未除，仍然面对许多极待改革的课题。此时，丘濬已被擢升内阁，进入权力中枢，不再人微言轻。这份奏章的进献正当其时。朱元璋登基年号，跟弘治同在戊申，“谓上天无意可乎？谓圣祖在天之灵无意可乎？”奏章这设问，让孝宗的登基笼罩神秘的色彩。但是，丘濬着力点，是对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进行分析：“是以汉唐宋之后，自百五六十年后往往中微。”他纵观历史，汉、唐、宋等封建王朝，都在建国一百几十年后走下坡路，这似乎是个宿命。而走向衰亡，说到底，是由于“中世继体之君，皆生于世道丰亨之际，宫闱安乐之中，不历险阻，不经忧患，天示变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无其节，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无有奋发之志，颠倒错乱，甘为败亡之故也。”话锋直指汉唐宋的亡国之君，而弦外之音却规劝孝宗皇帝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显示了丘濬的胆识、见识和忠诚。

　　接着，奏章纵论古今，从天象征兆、王朝治乱、历史经验等层面剖析，指出当今明朝正处于历史分水岭：“是时也，其世道升降之会，而治乱安危之机乎。由此而上，可治可安；由此而下，可乱可危。”这是挑战，也是历史给孝宗皇帝提供的机遇。“皇上当此大任，当可为之时，有可为之势，乌可泛然苟然坐失其机会，而不思所以预为之计哉。”话说得如此恳切、明确，忠君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他恳求孝宗临事要深思熟虑，以是否顺乎天理人心，是否能于圣贤经史中找到依据，是否违悖祖宗的常训，是否对当世军民有利等为依归。根本标准，就是要以社稷为重，以天下苍生利益为重。

　　在这份奏章中，丘濬虽不指名道姓，却给某些人画像：“求差遣，乞恩泽，希爵赏，觅田宅，无非欲攘货以肥家，结亲幸以固宠，冒爵禄以贻后，是皆为其身谋，为其家谋，为其亲识及所交私人谋，岂有毫发谋国之心哉。”这些话，戳穿那些为家谋为身谋为私人谋为子孙后代谋而一点也不念及国家利益者的本质，显示他锐利的政治眼光和疾恶如仇的性格。针对明朝闲官兀员多，任官制度可能死灰复燃的情况，丘濬在奏章中告诉孝宗皇帝：如果有人认为工匠劳苦，应该得到升赏，那就与之指明，国家对于百工技艺，有官职的已给俸禄，无官职的也有粮给，他们的劳作成效，这是份内的事，不能随便封赏。有的人，提出其部门人手不足，请求朝廷额外增员；举荐工巧之人，以谋官职；要求给有技艺杂流之辈，赐与文武要职；要求在官员正常编制之外，增聘无出身的人。针对于此，丘濬恳请孝宗皇帝或指正，或驳斥，以绝谋官求财之路。这些奏议，对孝宗皇帝提出忠告，希望他远离那些阿谀奉承图谋得到升赏得到高官厚禄的小人。

　　丘濬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任用也极为重视。他的《乞储养贤才奏》，建议将政府任命新晋进士为庶吉士送翰林院读书、培训，而且要形成制度。1494年，丘濬进献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份奏章《请昧爽视朝奏》，感载孝宗皇帝的知遇之恩，赞扬他即位以来，七年如一日临朝议事、孜孜图治的精神，同时又对他开始懈怠于朝事进行劝告。奏章纵横古今，引经据点，以史为鉴，体现了丘濬一贯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