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宗结后人修谱时，《四库全书》纂修官、进士吴典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为他写了传记《宗结老太翁传》。吴典故里位于临近探花里的小雅巷（又称草芽巷）。

　　清初，住在郑家巷的郑廷鹄后裔中，郑逢明、郑士玄叔侄“被钱粮绊累，乏银完纳”，于顺治甲午年（1654年）将他们名下、位于小西门左边的一块宅基地，卖给了郑宗结的儿子郑有能。郑有能长了一个心眼，在买地9年后的康熙二年，即1663年，向琼州府衙恳请办理一份土地“批照”，上面写清了购买宅基地的来龙去脉，也言明了缘由：“但恐日后本族子侄长大，人心不测，设奸行险，窥能年老男呆，因近伊祖‘儒宗坊’（官府为郑廷鹄立）牌，或借坊为词，或串军计占，收赎诸端，致能老幼无归，晚陈不及……”

　　后来的弱势小户与本宗本族大户住在一起，把自己的处境说得可怜兮兮，谁能说郑有能不是精明之人呢？

　　郑有能在府城小西门内站稳脚跟，安分谋生，家境日渐富裕起来。他的故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被潮州府学教授、国子监学正、琼山人云志达整理成传，收录在旧版的《荥阳郑氏族谱》中。

　　孝子郑存礼被称道百年

　　“迨明季世乱，静山公始迁于琼，阅二世孝友公起焉，懿行详郡县志，建坊旌表‘孝友’，崇祀乡贤。柏乡君乃嫡曾孙也。”郑大进继续在谱序中写到，自郑宗结迁琼后，过了两代，他的孙子郑存礼就横空出世，以“孝友”著称，府志和县志都记载了他的懿德善行，并被官方建立孝友坊旌表，成为乡贤。柏乡君也就是时任柏乡县令的郑镇，他是郑存礼的曾孙。

　　敬爱父母长辈为“孝”，兄弟相亲相爱为“友”，郑存礼怎么个“孝友”法？据《琼州府志》记载，郑存礼仿佛生来就天性孝友，幼年时母亲病重，他朝夕向天虔诚祈祷，愿以己身代替母亲得病；父亲郑有能老年牙齿脱落，无法进食，他就嚼烂饭食送给父亲咽下，连续几年都是如此。父母去世后，居丧期间，悲伤到了极点；守护坟墓三年，每逢忌日，悲戚的表情如同父母去世时一样。

　　郑存礼对两位兄长也极尽手足之情，他们去世后，又担当起抚养侄儿的重任，其所作所为，世间少见。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郑存礼辞世，享年75岁。雍正十二年（1734年），地方官府向朝廷呈报，申请为郑存礼建立“孝友坊”，入祀忠孝祠。

　　另据族谱介绍，郑存礼的人品德行为乡闾坊间所称道，被号为“良叟”“善人”；时任琼州知府贾棠为其门额题写了“孝友蜚声”，琼山知县则题“懿行可风”；雍正十三年，“孝友坊”建成；乾隆十二年（1747年），郑存礼又被官府入祀乡贤祠。直到道光四年（1824年），广东学政白镕还为郑存礼赐匾和题写对联。

　　琼山举人、曾经官至山东沂州知州的琼台书院首任山长林储英，也为郑存礼写过一篇小文《号良叟说》，其中有“今翁年七旬矣，几与商山四皓、香山九老称为盛世人瑞也，因赠以‘良叟’，使后生小子咸晓然”之句，对郑存礼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古人树立道德模范也极其严谨，官方更是多方查考，将郑存礼定格为“乡贤”时，为他立“孝友坊”前亦然。《郑氏家谱》中，有一篇由雍正二年（1724年）琼山进士、琼台掌教谢宝撰写的《孝友良叟公传》，他本人正是受官方委托，多方查访采集后成篇的。

　　“邦伯”郑镇德化士民

　　“居琼后派生迄今八世，族中有数十人，柏乡君欲书之谱，使世世子孙，昭穆不紊，请序于余。”郑大进不仅与郑镇谈公务，拉家常，还应柏乡君之情，为琼山浦江郑氏撰写谱序。当时，郑家入琼已有8代人，约有几十人丁；如今已到16世，岛内宗亲约有300人，另有客居岛外和旅居海外的100多人。

　　有关郑镇的履历，查看郑氏族谱辑录的广东大埔举人、琼州府学教授杨森1794年撰写的《屏山公传》和参阅民国《琼山县志》，可以略知大概，而他能够千里当官，离不开母亲的教育和付出。

　　郑镇，字藩宇，号屏山，生于雍正壬子年（1732年），天姿耿直，器宇超伦，20岁时就笃志好学，“虽盛夏严冬不至辍，或至通宵”，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无不穷究精研。1753年，其父英年早逝，年仅43岁。

　　1758年，郑镇以琼州府学生员的身份，被选送到广州粤秀书院读书，当时的掌教范咸，“异其品正文端，以国士器之”，果不其然，在乾隆壬午科（1762年）乡试中，他考中了举人，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未能登进士科，于是回家设立私塾，“教以立身制行，非徒受章句，每日必躬身研究诗文精义，谆谆不倦”。

　　1772年，郑镇再赴春闱，虽未中式，却在“大挑”（乾隆年间的一种科考制度，目的是让已有举人功名但无官职的人有晋身的机会）中考得广东第一名，被分发到直隶州担任判官。

　　1774年，郑镇代理深州直隶州知事。深州位于直隶（今河北）中部，明朝时属清河道正定府，下辖衡水县，清雍正二年，升深州为直隶州，原正定府的武强县、饶阳县、安平县并入该州，同时将衡水县析出划归正定府。

　　第二年，郑镇被补授为河北赵州府柏乡县知县。柏乡是九省通衢，历任官吏苦于迎来送往，应接不暇，根本顾不上民间疾苦。郑镇上任后，着手发展教育，激励士气，大小政事亲自裁断，案头从无过夜的公牍文书，至于老百姓的曲直、舆情，郑镇也处理得如同应对家事。

　　当时有一对夫妻反目，诉讼到公庭，郑镇判道：“民之妇即我之女也，必谆谆告诫！”然后为那位民妇大张鼓乐，并亲自用车马送他们回柏乡县，就像家里操办喜事一样，那对夫妇感激不已，心服口服。与郑镇一度在粤秀书院同窗的杨森说，郑镇平生就是这般以诚待人，以德化人，他在柏乡7年，兴利除弊，为当地民众所悦服。

　　乾隆丙申年，即1776年，乾隆皇帝南巡，郑镇因接驾迎跸有功得到赏赐，后来回达士巷建了一座“三锡亭”以示纪念。

　　1783年，因政绩卓异，郑镇上殿述职后，调任正定府正定县知县，柏乡百姓闻讯闻知，极力挽留，并刻去思碑记录其功课；待到他离开柏乡之日，为他饯行的队伍长达数十里。

　　在正定县，郑镇一如在柏乡县，其德政为士民所感念。一年后，次子和四弟病故的噩耗传来，郑镇担心母亲难以承受丧子丧孙带来的冲击，归心似箭，不再有意仕途，于是乞假还乡。

　　郑镇回到府城时已是1786年，一切杂务不再过问，专心修建祠堂，了却父亲的遗愿。那段日子，虽然兄弟6人，离世的已有一半，但是看到“高堂尚康健，子孙环立，跻跻一堂，融融泄泄”，郑镇倒也感到心满意足。

　　郑镇生来禀赋过人，身体也一直很健壮，不料1788年偶然得病，以为是小病，便没有服药，四天后竟然一病不起，先他母亲而去，享年56岁。

　　如今走进达士巷郑氏民居群，其中一个小院的头门上，有一块实木材质的匾额，勾刻着“邦伯第”3个金色楷体大字。

　　“邦伯”是什么意思？海南文史专家蒙乐生认为，古代往往称一方诸侯之长为“邦伯”，后来也以此来代指知州一级的父母官，郑镇虽然只是一名七品知县，但曾经代理深州直隶州，加上他在柏乡县颇有政绩，因此被称作“邦伯”。

　　在海南科举史上，被尊称为“伯”的先贤并不多，譬如明代南京礼部尚书、定安进士王弘诲，就被尊称为“宗伯”，因为礼部尚书掌管的宗庙祭祀事宜；清代的定安探花、官至湖北布政使的张岳崧，则被尊称为“方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