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唐诗当然有着不同的读法。买一本《全唐诗》，皓首穷经将它背得滚瓜烂熟，是否就意味着读懂了唐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多姿的，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言、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不仅融入了诗人的思想观、价值观、人生观，并且契入了唐代的政治、民情、风俗、文化。有人说，唐诗讲究韵律，唐诗只讲究韵律吗？长篇随笔《唐诗的读法》，阐述了诗人西川对唐诗的另一番理解。他认为，读唐诗，不能把古人供起来读，而应以同代人的立场去理解唐代诗人所关心的问题，理解他们创作的秘密何在，思考“古人为什么这么做”。“只有当我们深入古人之间，看他们互相争吵，这时，古人才能活起来”。这应当也是唐诗的另一种读法。

　　采用何种态度阅读古文学，英伦才子亨利·希金斯认为“哲学家能在政治与道德思想的语言上另辟蹊径，诗人最重要的是在情感语言上别出心裁。”西川并不完全认同亨利·希金斯这一观点，他认为，“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发音来阅读以中古音写就的唐诗，这本身就有令人不安之处……”在他看来，即便“看出、分析出唐诗的立意之高、用语之妙”，也未必读出唐诗的“真实面”。“这话有些冷酷，但现代人真正进入进士文化确实不容易。”西川说，一方面，唐诗的“字词和其意义的关系，比日常语言更加紧密”，而我们对唐诗的理解，多与我们过去的经验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唐代诗人（比如唐宋八大家）多为进士出身，就是普通士子所读的那些书我们也没有读过，他们受过整套儒家教育，而我们没有受过。偶有接触，也不过皮毛乎？尤其唐诗用典，我们真读不懂。

　　“很多人讨论唐诗，讨论的只有‘诗’，没有’唐’。他们讨论唐诗的方式与他们讨论宋诗或明清诗的方式没有区别。”西川认为，这样的阅读与引用，不过是现代半文盲、小资或自诩的文人雅士在把玩唐诗、享用古人。有文章说，白居易写诗但求“老妪能解”。那么，问题来了，“老妪”究竟是什么人？白居易曾任苏杭刺史，职监察，代天巡狩，“上马复呼宾，湖边景气新。管弦三数事，骑从十馀人”，这架势，坊间搓麻、乡间带孙的老太太见了还不得吓跪了？所以，“老妪能解”要么是后人杜撰，要么是同僚下属假借内眷之口的恭维之词。事实上，“当你穿越到古代——不仅是唐代——你会发现，古人并不举办我们今天搞的这种诗歌朗诵会……”在西川看来，唐朝的诗人们也从未考虑或者改造诗歌的本身，既“不改造诗歌的形式”，也“不发明诗歌的写法”。唐朝之所以成为诗歌的朝代，是付出了代价的。而最大的代价，是没有大思想家的出现。在《唐诗的读法》中，西川从“进士文化”“儒家道统”等多个层面重返唐诗的写作现场。

　　在唐代的对外战争中，许多诗人都参与了战事，对边塞和军旅生活有亲身体验，从戎而不投笔，写诗描绘苍凉的边塞风光，赞颂将士们的勇武精神，或诅咒战争带来的灾难。其中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颇具代表性：“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杜甫也用诗笔写出他在安史之乱中的见闻和感受，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著名的叙事组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就是“史诗”中的典范。

　　诗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见证者；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读诗人西川著写的《唐诗的读法》，或许可以读出唐诗真正的“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