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北京去世,至今已整整10年了。他的一生波澜壮阔,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为新中国“两弹一星”工程以及载人航天工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钱学森早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后去美留学,先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成为世界有名的空气动力专家。1949年后,希望回国参加建设的钱学森遭到美国政府无理扣押和软禁,后来在中国政府努力下,钱学森一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曾有专家称,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发射进程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在美国遭到软禁
1935年8月20日,24岁的钱学森从上海乘坐“杰克逊总统号”邮轮横渡太平洋,来到遥远的美国,辗转到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飞机机械工程。当钱学森获得飞机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后,美国飞机公司却拒绝他去实习,因为钱学森不是美国公民。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被迫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从飞机机械工程转为研究航空理论——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偶然的改变却改变了钱学森的一生。
众所周知,美国的航空理论研究中心是位于洛杉矶的加州理工学院,那里的冯·卡门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人士。1936年10月,钱学森从波士顿来到洛杉矶,投到冯·卡门门下,初次见到钱学森的教授愉快地接纳了这位个子不高却异常聪颖的中国留学生。多年以后,钱学森还记得冯·卡门对他说的话:“希望你到加州来,你在这里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知识。我相信我们会合作得很好。”
在加州理工学院求学期间,钱学森对火箭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与学院的4名小伙子成立了一个火箭俱乐部,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设计、制造火箭。火箭俱乐部得到冯·卡门教授的支持,并成为其实验室属下的一个课题小组,得到美国军方的经济赞助。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出身草根的火箭俱乐部,居然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火箭研究机构,包括钱学森在内的5名青年学生,被推崇为美国火箭研制的元老人物。
1939年,钱学森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的一名年轻助教。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钱学森会很轻易地成为一名学者和教授,然而命运和机遇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43年,美国政府得知纳粹德国正在大力推进火箭研究,于是委托钱学森和他的导师冯·卡门进行用火箭发动机推进导弹的研究。1945年,冯·卡门和钱学森正式穿上了美国军服,冯·卡门担任美国国防部科学顾问团长,少将军衔;钱学森任火箭研究组长,上校军衔。随着研究的深入,钱学森成为当时从事火箭研制的最权威人物之一。
1947年,钱学森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中国,其间遍访亲朋好友,并与父亲好友蒋百里的女儿、著名歌唱家蒋英结为连理。不久,钱学森夫妇先后去了美国。
1948年,钱学森被推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几乎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论文《关于火箭核能发动机》的撰写,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核火箭的学术论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中共非常重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留美学生、学者和教授,专门派人动员他们回国效力——此时钱学森的正式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
钱学森一直有回国效力的想法和计划,1949年后开始付诸实施,他以接老父亲到香港为由申请回国。加州理工学院同意了钱学森的要求,但此事却遭到美国海军部次长丹尼·金布尔的强烈反对,丹尼·金布尔非常了解钱学森的学术成就,更知道失去钱学森意味着什么,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钱学森价值5个师,宁可枪毙他也不能让他回到红色中国。”这句话在中国大陆流传至今。
在丹尼·金布尔操作下,美国移民局宣称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吊销了他的安全许可证,并要求加州理工学院严禁钱学森从事任何与美国军事相关的研究。在这种背景下,钱学森已无法工作,他向学校提出了辞呈,正式提出回国要求。但美国移民局却禁止他离开美国,钱学森在号称民主、自由的美国遭到了软禁和扣押。
一封求助信
1951年4月26日,美国移民局通知钱学森,说他已被认定为“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根据美国法律,移民局决定将钱学森“驱逐出境”。但美国政府知道钱学森的分量,绝对不敢让他回到中国,于是这个“驱逐出境”的决定被暂缓执行,这一拖就是几年。
这时,又一个貌似偶然的事情改变了钱学森命运。
1955年5月,钱学森在一张华人报纸上读到毛泽东主席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消息,报道中有一个他熟悉的名字陈叔通。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在浙江求是书院求学时的老师,和钱均夫关系极为密切,钱学森1947年回国时还去探望过他。1950年代中期陈叔通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属于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中美两国正谈判解决双方侨民归国问题,美国政府公开宣称“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钱学森决定致信陈叔通,汇报自己被美国政府变相扣留的困境,请求中国政府出手相助。
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写了一封致陈叔通的信,信中这样写道:“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相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钱学森还在信中附了一份《纽约时报》的老新闻剪报,这则老新闻的题目是《驱逐对美国不利》:“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火箭专家,在洛杉矶被驱逐回中国。但同时又不许他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去‘不利于美国最高利益’。”
钱学森不知道陈叔通的通讯地址,只能让在国内的父亲代转,但他又不敢将此信寄给父亲,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美国政府的监控之中。当时钱学森夫人蒋英的妹妹蒋华侨居比利时,从美国寄到比利时的信件检查要松一些,钱学森决定通过蒋华转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
经过周密策划,钱学森和蒋英决定到附近一家规模很大的商场寄信。到了商场,钱学森在门口悠闲地等候,蒋英一个人进去,看见钱学森站在门外,跟踪的特工也等在外边。一会功夫,蒋英从商场出来,她已将信件顺利投进了商场里的邮箱,夫妻俩会心一笑,牵手离去。
这封来自美国的信件,转了一个大圈子,先寄给欧洲的蒋华,又通过蒋华寄给远在上海的钱均夫,钱均夫又寄到北京陈叔通处,最后交到周恩来手里——通过这封求助信,中国政府了解了钱学森等一大批中国学者和学生在美国的真实处境。
跨过罗湖桥
中美两国正在日内瓦进行大使级谈判,美国代表承诺说中国公民在美来去自由,中国代表当然不相信美方的说法,却一直没有直接证据,钱学森这封信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了铁的证据。
1955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留美学生有什么回国自由?》的评论文章,首次向外界披露了钱学森求助信的相关内容,并批驳了美国政府的两面手法:“所谓中国留学生已可‘自由’离美回国的说法,是同事实完全不符的。事实上,自美国的所谓限制回国的禁令‘取消’以后,中国学生不但是继续被限制离开美国,而且是被变相地扣留在美国。”
在事实面前,美国政府只好同意钱学森回国,作为回报和人道主义考虑,中国政府也释放了11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四口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洛杉矶回国。了解中国现代史的朋友都熟悉“克利夫兰总统号”这个名字,这艘远洋巨轮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同时还兼营邮政业务,所以被称为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始发地是旧金山,途经美国洛杉矶、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香港,最后抵达上海,1949年后目的地改为香港。当年胡适、张爱玲、华罗庚、钱学森等无数中国名流都曾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穿越太平洋,因为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克利夫兰总统号”也留在中国人的记忆里。
10月8日,经过21天的长途旅行,钱学森一家抵达香港九龙;当天中午,钱学森跨过深圳罗湖桥;第二天,新华社发出了《钱学森到达广州》的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