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不乏杰出的功勋模范人物,朝廷会通过建阁、塑像、下诏、树碑和赋诗等方式进行表彰和纪念,民间还会给受老百姓爱戴的功勋人物编歌谣、赠送荣誉称号等方式,表达尊敬之情。
汉张堪造福百姓皇帝下诏表彰
张堪,东汉南阳宛县人,被光武帝任命为渔阳太守,就是今北京昌平、怀柔、密云一带,辖区面积很大,土地广阔。
据《后汉书·张堪传》记载:张堪到渔阳上任后,首先申明法纪,追捕打击奸猾之徒,对待官吏赏罚分明,使得官员百姓都乐意为他所用。渔阳地处边境地带,匈奴时来侵扰,张堪曾率数千骑兵,大败匈奴入侵渔阳的一万骑兵,渔阳境内从此安定无事。
在此基础上,张堪腾出手来抓农业生产。当时,渔阳百姓农业很落后,粮食产量少,生活水平低。张堪实地考察后,除把自己家乡南阳的先进农业技术传授给当地农民外,还把他做蜀郡太守时学到的水稻种植技术引入渔阳郡,他带领百姓在孤奴县(今北京顺义境内)兴修水利解决水源问题,接着造稻田八千余公顷,鼓励百姓耕种水稻获得成功,从此解决了吃粮问题,郡中百姓生活日益富庶。也就是从那时起,水稻这种在我国南方温暖地区丰产的农作物,才开始引种到相对寒冷的北京一带。
张堪任渔阳太守八年,赢得了渔阳百姓的赞誉,百姓用歌谣讴歌他:“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渔阳惠政”因此而来。后来,张堪不幸病逝,光武帝刘秀为他深深地哀悼、叹息,亲自颁发诏书,褒扬他的功绩,并赏赐布帛一百匹,以张扬他的光辉业绩。
1600多年后,清代康熙皇帝对张堪的渔阳惠政仍是赞不绝口,他专门写了一首诗:“狐奴城下稻云秋,灌溉应将水利收。旧是渔阳劝耕地,即今谁拜富民侯。”
隋辛公义爱民如子百姓呼为“慈母”
辛公义,隋代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人。开皇初年(581年),辛公义被授宣纳中士,征讨动乱,升迁为扫寇将军。辛公义为保护边境平安,还对牧马人进行检查处理,将检获的十万余匹马收编作军用,对于边防的安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据《隋书·辛公义传》载:辛公义任岷州(今甘肃省岷县一带)刺史时。岷州的风俗畏惧瘟疫,家中如果有人得病,全家人都要避开,致使病人缺乏治疗,无人照顾,大多病死。辛公义到任后,决心改变这一陋习。他率先垂范,将那些生病的人,都派人用车送到州府衙门,安置在听事厅走廊上,最后人满为患。辛公义则自己设一个床铺,日夜守侯在听事厅里,一边照顾病人,一边处理政务。
辛公义拿出自己的俸禄,请来医生、买来药品,给他们治病。处理完政务,稍有空闲时,他还亲自过问病情,劝病人吃饭、吃药和饮水。病人们都得到了悉心照料,一个个陆续痊愈。这时辛公义把他们的亲属找来,对他们进行教育:“死是由天决定的,不会相互传染。过去你们抛弃他,这是死的原因。现在我将患病的人聚集起来,并在他们中间办公睡觉,假如说能传染,我哪能够不死的。现在病人恢复了健康,你们不要再相信传染这件事了!”那些病人的亲属都十分惭愧。
后来有人再患病,都争相到辛公义那里去,病人家里没有亲人的,他就留在自己家里供养。史书评价此事说:“始相慈爱,此风遂革,合境之内呼为慈母。”从此岷州的这个陋习消失了,人们开始关爱有病的人,都称呼辛公义为慈母。
唐韦丹建设新农村获树碑立传
韦丹(753-810),唐京兆万年人,是颜真卿的外孙。他一生正直清廉,不追名利。先是举明经第,选授峡州远安令,让给了其庶兄,后又举五经高第,当了容州刺史,在任期间,积极为民办实事,很有政声。
据《新唐书·韦丹传》载:宪宗元和二年(807年),韦丹被任命为江西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总洪、江、饶、虔、吉、信、抚、袁八州政务。韦丹在此任上三年,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韦丹首先整顿吏治,“计口受俸钱,委其余于官,罢八州无事之食者,以聚其财。”整治那些慵懒散官吏,能者上庸者下,节省财政开支,聚财为民办实事。当地农村百姓住房条件很差,大都泥墙茅屋,夏天潮湿,还不防火,时常有火灾发生,不仅农村面貌落后,也存在安全隐患。为此,韦丹决定开展新农村建设,改建茅屋为瓦房,他“始教人为瓦屋,取材于山,召陶工教人陶。”韦丹出台政策,有能力建造者,取材瓦于官,“免其赋之半”;对于贫困户,拿出财政资金予以补贴,“贫不能者,畀以财”。同时,韦丹“载食与浆,亲往劝之”,他带着干粮下乡,亲自劝导百姓改建瓦屋,使他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总计新建瓦屋一万三千七百幢,两层以上楼房四千七百幢。从此,百姓不再担心“草茨竹椽”的居室被火焚,“暑、湿则乘其高”。
在完成房屋改造后,韦丹又开始组织修筑道路,治理环境,“为长衢,南北夹两营,东西七里。人去渫污,气益苏。”又把南昌县城迁到了高地。接着开展防汛筑堤,兴修水利,“筑堤捍江,长十二里。疏为斗门,以走潦水。”“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万二千顷”。直到韦丹离任一年后,当地百姓还念念不忘:“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无此堤,吾尸其流入海矣。’”
后来,唐宣宗读了《宪宗实录》问宰相们“元和时治民孰第一?”周墀回答说:“臣尝守江西,韦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殁年四十,老幼思之不忘。”于是,宣宗下诏,让上报韦丹功状,命刻其功于碑。
唐代大作家韩愈曾这样评价韦丹:“凡为民去害兴利若嗜欲”,这句话正道出了韦丹“治民第一”的原因所在。
明李信圭稳定一方宰相作诗赞扬
李信圭,字君信,泰和人。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中进士。洪熙时荐举贤良,授信圭为清河知县。据《明史·李信圭传》记载,当时的清河县地处黄、运、淮交会之处,而且很贫瘠。这种地方,很多人都不愿前往为官。然而,李信圭却欣然奉命。
清河县地傍洪泽湖,虽然贫瘠却为交通要地,过往官船每天川流不息,役使民夫往往以千计,清河县解决不了,前任县令就请邻居沭阳县以五百人相助,然而这些人离家太远,衣食不便。李信圭上任后,发现这个情况,协调将沭阳助役改为代清河输纳原定课税的三分之二,这样两县都感到方便。此后,李信圭开始陆续解决清河县的弊政。宣德八年(1433年)春,李信圭上书朝廷:“自江淮至京师,沿运河郡县都要派出军民为过往官船拉纤,无军队的地方,则全部征派民夫,州县每年要征派二三千人昼夜等候。而上级官员征派时不分杂、泛差役。致使田地荒芜,民无积粮,年成稍有歉收,老幼便要出去讨饭,实在可怜。请求自仪征至通州一线地方,全部免去杂徭,使百姓尽力于农业,兼供力役。”宣宗也照准。从此,除清河外,其余沿运郡县也都获益。
正统元年(1436年),李信圭因政绩显著,被升为蕲州知州,清河百姓闻讯,纷纷赶到京城请求让李信圭留任,于是朝廷命李信圭以知州衔,仍留任署理清河事。清河县有湖田数百顷为淮安卫卒所占,而清河百姓却仍纳田税达六十年之久。李信圭知道后,奏请朝廷,将这些湖田归还清河百姓。每当淮河水涨,会淹没许多房屋牲畜,李信圭都会奏请赈济,并停征当年应征物品和军、匠、厨役及疏浚河道民夫。清河县饥民偷杀了一头牛,御史判了八人死刑,李信圭重新审理后,奏请朝廷免了六人的死刑。李信圭常年为百姓操劳,感动了当地百姓,每当县里有公务要办,不必派人督促,只要约定日期,到时全都前往无误。民间发生争讼,李信圭谕之以理,让他们回去反省,往往未等再审,都主动罢讼。
正统十一年(1446年)冬,在清河县已经工作二十二年的李信圭,调任处州知府。后在处州去世,清河百姓闻知为他立祠纪念。
当时的内阁重臣杨士奇专门为李信圭写了一首《送李知县信圭还清河》诗,给予了高度赞扬:
家住澄江北诸滨,
清朝兄弟起彬彬。
同时作宰辉双璧,
异县能官见几人。
采采黄花滋夕露,
萧萧白雁度秋旻。
相逢未久还相别,
珍重声华在缙绅。
古代这些功勋人物,之所以能够赢得上上下下的赞誉,受到表彰和纪念,正是他们用满腔的爱民情怀,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回馈,他们的感人事迹,对今天的人们也有着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