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晴川

　　小说如商品，一个好的名称，能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并刺激他们的购买欲望。1925年，刘恨我在《小说一得》中说：“一篇好小说，无好题目，必定减色不少；有好题目，无好结构，亦然。”小说题名是最先入读者之耳目的，如果题名新颖别致，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就能助益小说的销售。

　　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代表精英文化的经史子书，出版商一般不敢改篡，但小说地位向来很低，面向的是普罗大众，因而就少有顾忌，常随意改易书名，造成一书多名的现象。清末邱炜萲在《菽园赘谈》中指出：“近来沪上牟利书贾，取时贤所著说部，改易名目，以期速售。”其实这是明清小说史上的普遍现象，笔者据欧阳健、萧相恺主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粗略统计，该书收录小说有异名者多达二百多部，而且很多小说不止一个异名，有的多达十余个。

　　有的小说在写作、传抄、成书、出版等过程中，就产生过多个书名。如《红楼梦》开头写石头将自己“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编述一集”，名“石头记”；空空道人因读小说而悟道，故名“情僧录”；孔子后裔孔梅溪则从警世角度揭示小说主旨，曰“风月宝鉴”；而曹雪芹更关注女儿们的命运，在“悼红轩”中增删成书后改名“金陵十二钗”；程高本刊行时题名“红楼梦”，因此书名既富有诗意又深刻揭橥了小说主题，获得后世读者认可。小说的命名方式很多，1908年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一文中概括道，“有短至一二字者，有多至成句者，有以人名者，有以地名者，有以一物名者，有以一事名者……种种方面，总以动人之注意为宗旨。”这也从另一侧面道出了小说一书多名的一些原因，笔者认为荦荦大者有二：

　　第一，读者阅读体验的差异。阅读活动受到读者个性喜好、知识结构和历史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遂会产生不同的阅读体验。很多小说再版时，书商或编辑作为特殊读者，会按照自己的理解改定书名，如《画图缘小传》突出的是画图在故事中的作用，清刻本改为《画图缘平夷全传》，更强调“平夷”，正祖令贤堂本改为《花天荷传》，则以人名。此类情况甚夥。有时书商对小说中谁是主人公会产生分歧，如碧梧山庄本《韩湘子全传》内封题“韩昌黎全传”。书商还善于蹭热点，紧扣读者的趣味。如晚明内忧外患，时代呼唤英雄，故书商将《三国演义》《水浒传》合刻改为《英雄谱》。

　　有的小说有多个书名，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读者的阅读关注点，如清初《新世宏勋》歌颂清军创业立国，后来再版时有过很多异名，如《铁冠图全传》以书中铁冠道人的图画命名，《顺治过江》以清军过长江为鼎革之关节，《定鼎奇图》则把图画与清廷建国扭结在一起。其他还有《雷峰塔奇传》等小说，皆是如此。

　　第二，书商的销售策略。潘建国曾指出，晚清通俗小说翻印的一大弊端就是改换小说题目，欺世取售。其法五花八门，或攀附经史及小说名著，在书名上贴上所谓“志”“传”“纪”等标签；或称是“外史”“外传”“逸史”“秘史”等，有的与历史毫无关系，如《封神演义》改为《商周列国全传》。特别是傍名牌，刘廷玑《在园杂记》说：“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四大小说名著自不必说，有以“奇书”改名者，如《艳镜》又名“三续”“四续”《今古奇观》，《石点头》又名《五续今古奇观》等。有以“才子书”标榜者，如《好逑传》为《第二才子书》，《两交婚小传》为《续四才子书》等，都是希望通过傍名牌，产生附骥效应。

　　或是利用书名做广告。张敏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表《小说和题目》一文，称小说好似商品，“能否引起读者的兴味和注意，将首尾读全，委实也是看着那题目的吸引力如何。所以题目是小说的广告，也可以说是引诱读者的香饵”。

　　由此可见，明清小说一书多名现象的产生，与作者、读者、出版商都有关系，是当时社会思潮、读者心理、文坛风习及商业经济等状况的折射，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说的销售和传播，但弊端也不容忽视。叶小凤在《小说杂论》中批评晚清小说道：“今之定小说名者，非不能研究，病在弃文以昵人，于是择辞必妍，定名必巧，花草情恨，钗钿梦泪等字杂见于首页，千书一律，转令见者不知其所言何事，所称何人。”

　　（据《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