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一冰

　　武侠小说展示给我们一种魅力，一种我们习惯的文学阅读所不能提供的魅力，以及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武侠小说，重现了类型化写作对读者的巨大召唤，促使我们思考类型化写作的价值，重新定义“文学”的内涵。

　　然而，武侠小说的出现并不偶然，无论是作为一类题材，还是一种体裁，其内容和形式都经过千百年中国文学史的孕育。

　　从“任侠”到“侠义”的古典武侠

　　武侠题材的出现习惯性被追溯到《史记·刺客列传》，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恃勇、涉险、谋杀、敢死的事迹。他们都是依凭武力、不按套路出牌、以生命博取成功的“死士”。有关曹沫的记述更早见于《左传》，只不过他在《左传》中叫“曹刿”。司马迁所开创的先河，在于将这一类素材进行了“刺客”的主题归类。这说明，“死士”的故事很长时间以来就在民间流传，“武侠”题材的历史足够久远。

　　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记述了以郭解为主的汉代游侠的事迹。“游侠”正式成为对“任侠”之人的概括。“侠”字本义是辅助别人，“任侠”就是行侠仗义。“任侠”的风气在秦汉之前一直盛行。后来的江湖，各派武功不同而已。

　　另一方面，《汉书·艺文志》载录了“剑道三十八篇”和“手搏六篇”的信息。武功搏击作为专项的技术，需要经过专业化的训练才能够达成较高的水平。技术的专门化，为日后武术的神秘化、神奇化准备了基础。

　　汉魏六朝时期，“志人”“志怪”的文言叙事发达，《吴越春秋》对赵处女的叙事，已初见对上乘武功玄玄乎乎、神神叨叨的描述。《搜神记》的《三王墓》从头到尾贯穿着离奇曲折的复仇主题。这些并不太长的文字，具备了后世武侠小说的某方面叙事的品质。

　　到了唐代，“传奇”文体盛行，涌现出一批描述侠客事迹的作品，如《谢小娥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传》《虬髯客传》等，主题更加鲜明，叙事亦更加曲折细腻。近现代武侠小说的某些类型化要素，在唐人传奇中似乎可以觅得渊源。宋代是民间叙事文学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话本”繁荣。宋代叙事文学主题种类丰富，其中灵怪、烟粉、奇传、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等名目皆有关联武侠故事的可能。

　　明清时期，近古白话语体成为叙事文学的大宗，风头远超文言。古代白话长篇小说开始成熟。《水浒传》的侠义主题，发展了古代武侠叙事的主题类型，“忠义”和“道德”成为评判英雄好汉的正义标准。清代的《施公案》《狄公案》《彭公案》等公案小说，在公案叙事中加入了英雄好汉的事迹。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将这类“英雄好汉 + 旷世清官”的公案叙事推向定制，堪称一时武侠的经典。

　　武侠叙事由片段的史传“任侠”，发展为长篇宏制的公案“侠义”，现代武侠小说呼之欲出。

　　现代武侠的风起云涌

　　近代文学的变化是从晚清开始的，具有维新改良色彩，主张在文学传统内部寻求新变化。小说写作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白话小说的题材和手法，以《老残游记》《孽海花》《镜花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为代表。武侠小说在这一过程中变化不大，除了接续公案传统外，还出现了《女儿英雄传》这样婉曲折射时代的作品。

　　民国前后，时代的进步分子，如革命党，如林纾、苏曼殊等作家，创作了不少武侠小说，希望通过对尚武精神的讴歌，激发资产阶级革命的声势和热情，但大多较为稚嫩。

　　1917年新文化运动，发出建设现代白话文的变革之声。更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主张以世界文学为参照，重建中国文学写作。现代白话小说被树立为小说写作新的标杆。一方面，白话文压倒文言文取得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小说”的观念也由传统的“史余”与“小道”，转变为以虚构为特征的文学审美体裁，承载着变革国民精神思想的重要功能。相形之下，武侠小说、政治黑幕小说、言情小说、侦破小说延伸自传统文学主题的类型化写作，因其不能紧跟思想变革的时代潮头、服务于市民消费，而被冠以“通俗”之名，沦为新文学批判的靶子。

　　但是，武侠小说在文化思想和语言方式的剧烈迭代中也表现出了缓慢的进取性。经历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作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武侠小说的写作，他们的作品虽然仍服务于文学消费，但是白话语言的影响、更加开放的想象力等开辟武侠小说的新风气。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王度庐、宫白羽、顾明道、郑证因、朱贞木等作者贡献出了《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卧虎藏龙》《十二金钱镖》《荒江女侠》《鹰爪王》《七杀碑》等一大批风靡一时的作品，形成神怪、社会、奇技、奇情四大流派，成为当时以及后世影视创作的IP宝库。

　　港台新武侠以及其后

　　1950年代以后，武侠小说传统在香港得到接续。

　　率先扛起武侠大旗的是巨擘梁羽生。梁羽生摒弃了旧派武侠复仇、嗜杀的小说看点，提倡抬升侠义精神，提出“以侠胜武”的观念。梁氏本人文采斐然，字里行间充满了文人才情。《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等作品，堪为一代武侠经典。

　　当梁羽生苦于连载压力的时候，与他同桌办公的查良镛临时出手，填补了连载的版面空白。《书剑恩仇录》以及金庸的笔名，在偶然间开启了全新的武侠时代。从1955年到1972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金庸共创作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以及《越女剑》共计15部武侠小说，皆为经典。金庸的武侠往往以大的历史转捩为背景，融国仇、家恨、武林恩怨、感情纠葛于一炉，以武林江湖书写人心人性。金庸的武侠小说，参考了西方小说的技术，富含儒道释的东方哲学，刻画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倡导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感的侠义精神，将武侠小说的写作推向新的高度。

　　另一位风格型武侠小说大家是台湾的古龙。古龙初期的创作成绩平平，曾为名家代笔。后来，他将推理小说的框架引入武侠写作，开辟了武侠小说写作的新生面，形成了个人化的作品风格，跻身大家之列。在剧本写作的启发下，古龙着意于武侠小说文体形式的试验，形成似诗非诗、似散文非散文的特殊体式。《多情剑客无情剑》《绝代双骄》《楚留香传奇》《陆小凤传奇》等优秀作品，使台湾武侠小说的写作开始比肩于香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与台湾武侠小说的繁荣，犹如一场武林盛会，独孤红、陈青云、萧逸、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等作家群峰耸立。然而，梁羽生、金庸、古龙的光芒过于耀目，难免令后人生发瑜亮之叹。

　　197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温瑞安，16岁便开始了《四大名捕》系列的写作。在武侠小说类型严重饱和的情况下，温瑞安有意识地将武侠小说向类型化写作以外引领，探索武侠写作的“超新派”“现代派”。这也反映出武侠小说发展趋向的整体下行。1990年代，香港的黄易以《寻秦记》开创了玄幻武侠的新类型，勉强接续了武侠小说的高光时刻。

　　在港台武侠小说的启发和带动下，大陆内地的武侠小说发展较为缓慢。随着网络写作的兴起，早期的网络文学写手很多是在武侠小说阅读中成长的，武侠小说成为他们重要的写作资源。《武林外传》《龙门镖局》等剧本的出现可以看作网络时代武侠小说的跨文体实践。另一方面，武侠小说被标签化，成为网络写作的风格构成，糅合进入玄幻、穿越等网络写作新类型之中。

　　需要指出的另一倾向，是以徐皓峰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在非类型化的纯文学写作范式内，积极书写武林题材，并且瓦解了传统武侠小说的侠义精神，将武侠写作导向滚滚红尘的情感基调，代表作品有《国士》《道士下山》等。

　　武侠小说是极具中国精神的特殊题材和独特体裁，势必在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丰富出更加多姿多彩的品类和面貌，光大民族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