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雷 李林峰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和政府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稳定可持续增收都是一道“必答题”。所谓稳定可持续，既存在短期视角，也就是防止脱贫后短时间返贫，同时存在长期视角，也就是增收能否在农民代际间有效传递。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衡量收入在农民代际间传递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出家庭财富的分配和传递模式，它不仅体现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反映出家庭财富的内部转移，这种复杂的转移过程受到家庭成员的特征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对比代内流动，代际流动能更好地反映社会结构的开放性。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公平程度，是刻画共同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如果一个社会的代际流动性很强，则父代的收入水平与子代的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越弱，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收入等级的跃迁，其受父代收入的限制越小，说明社会越公平。

　　通过对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家庭人力资本以及教育投入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家庭拥有的人力资本越多，代际收入流动性越高，子代收入受父代收入的影响越低，体现出教育的公平性。实际上，中国城乡教育存在差异，城镇在教育资源的质量和数量上普遍优于农村地区，主要源于经济、文化及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为了缓解因人力资本差异导致的代际收入不平等，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增加对农村及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财政支持，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倾斜，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减少收入不平等。因此，为提高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可以增加农村公共教育投入，提高个人增收的自制性因素，具体包括农村公共教育支出比重、投入质量、质量公平三个方面。

　　第一，提高农村公共教育支出比重。在公共教育支出中，注意教育支出的效率和质量。2022年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约为48472.91亿元，比上年增长5.75%，占GDP的比例为4.01%，与世界平均4.3%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4.9%的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而从生均财政教育支出来看，我国为2187美元，教育经费支出仍有进一步增加空间。受教育程度低、缺乏职业技能是制约农村居民求职和择业的首要因素，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是改善农村居民收入的有效举措。具体而言，政府应当考虑增加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公共教育投资，以应对由于父代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以及家庭经济预算限制所导致的子代人力资本发展受限的问题，这种状况不仅加剧了贫困的代际传递，而且限制了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提供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补贴和信贷支持，有效缓解这些家庭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不足，从而增加其后代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这样的政策干预有助于打破循环，促进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并为国家的长期人力资本建设奠定基础。

　　第二，注重提升农村公共教育投入质量。在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教育质量的提升亦不容忽视。据经合组织（OECD）的调查研究指出，公共教育经费的分配效率往往比经费总额更为关键。从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来看，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我国亟需采取措施，致力于缩小城乡在义务教育领域的资源分配差异，确保优质教育资源能够更多地流向农村地区。政府应当制定专门针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预算，稳步扩大财政教育经费，特别是对“三农”领域的投入，确保乡村适龄儿童和青少年能够享受到基本教育服务，以减轻农村家庭的教育经济负担。政府还应加大对农村居民教育再培训的支持，通过多样化的教育培训项目，提高农村居民及其后代的教育水平。此外，政府有责任确保农村低收入地区的教师享有适当的薪酬待遇，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吸引和保留优秀教师至农村地区，从而确保农村低收入地区的学生能够获得全面的发展。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体系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等隐性技能，这些技能对于个人职业发展和社会整体技能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不仅能够增加社会整体的技能供给，还有助于提高低收入地区后代进入高收入职业圈层的可能性，进而促进社会机会的公平性。

　　第三，提升农村公共教育质量。政府需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应显著增加对边远及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以强化这些区域的教育资源和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应制定并实施针对农村地区的教师专业发展计划，以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这包括更新农村地区的教育内容，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并提升农村学生接受教育的整体质量。同时，重点高等教育机构应考虑增加对农村及贫困地区学生的招生名额，以改善这些地区学生面临的不利条件，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化。

　　【作者王雷系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李林峰系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海南省委组织部四级调研员。本文为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HNSK（YB）21-31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