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红霞
读书，是学习他人智慧、汲取精神力量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颇费脑力，有些人以此为苦，而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等却以此为乐。因为通过阅读，心灵可以随着书上的文字，精骛八极，神游万仞，跨越时空阻隔，与古今贤哲结为知己，让苏轼品味到读书的快乐。
读书从好乐中悟入
苏轼年少时，以欧阳修、梅尧臣为榜样，又以古代圣贤孟轲、韩愈的文章，为模仿对象，十分喜欢他们文章中蕴含的超然脱俗之乐，读其文如见其人，心向往之，不断练习。在宋嘉佑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中，他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进士，得到了梅尧臣、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赞叹说：“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苏轼则说：“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
苏轼读书从喜好快乐中悟入，他平生没有其他嗜好，唯 “以图史为园囿，以文章为鼓吹”。宋元祐八年（1093）苏轼任礼部尚书时，对宋哲宗赵煦说：“臣等幼时，父兄驱率读书，初甚苦之，渐知好学，则自知趣向，既久则中心乐之，既有乐好之意，则自进不已。古人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然必欲进学，亦须自好乐中悟入。”“好乐”即喜好快乐。即便贬谪海南期间（1097—1100），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艰苦生活，能得到朋友郑嘉会随船寄来的图书，他以书为友，倍感欣慰，说“诸史满前，甚可与语者也”。
苏轼爱读书，与父亲苏洵的教育有关。苏辙在《藏书室记》中说，苏家有书数千卷，父亲苏洵亲手辑录校勘，以传给子孙阅读。苏洵对苏轼、苏辙说：“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宋绍圣四年（1097）七月十三日，苏轼初到儋州，夜里梦见父亲苏洵检查他读书情况，“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始及桓庄初”，意思是按计划应该把《春秋》读完了，但父亲来检查时他才刚刚读了少半，急得他像一条挂在钩上的鱼，惊惧之下，从梦中醒来，慨叹道：“我生纷纷婴百缘，气固多习独此偏。弃书事君四十年，仕不顾留书绕缠。自视汝与丘孰贤，易韦三绝丘犹然，如我当以犀革编”（《夜梦并引》）。他反思自己，像孔子这样的圣人，读书尚要“韦编三绝”，而自己不如圣贤，读书必须读更多遍，应当读用犀革装订成的书，才能防止图书散乱。
读书作文，以意为先。读书培养了苏轼的浩然正气，使他在面对人生浮沉时，能保持“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的意志，最终成就了以文化人、以文报国的功业。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教他《后汉书》，当读到东汉《范滂传》时，苏轼为范滂高尚的人格和不幸的遭遇，慨然太息，对母亲说：“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母亲回答：“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长大以后，苏轼“博通经史，雄才大略，劲气直节，豪宕不羁”，与他年少时读经史诸书有密切关联，而“属文日数千言，援笔立就”，则是天资加勤奋的结果。
传授“八面受敌”读书法
苏轼劝求学的少年，要多读书、熟读书，授“八面受敌”法。“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他认为，要读透一本书，并不是一次把所有内容都理解透彻，而是要读数遍，每遍都以“一意”来读，也就是突出一个主题词，“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这样的读书方法虽然看起来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又答王庠书》）。有人问苏东坡：“先生您博学多闻，我们可以学得像您一样吗？”东坡回答说：“可，吾读《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博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参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东坡的这种读书方法，毛泽东曾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提倡大家学习：“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抄书、背书，是苏轼常用的读书方法。古时写字用毛笔，两个柳姓外甥向他们的舅舅苏东坡求书法真迹，东坡劝外甥们多读书、多写字，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读书、抄书，是东坡的日常功课。他谪居黄州时，司农朱载上到访，等了许久，东坡才出来，道歉说：“刚刚完成了日课。”朱载上后来得知，原来东坡的“日课”是抄《汉书》。东坡说：“某读《汉书》，到此凡三经手抄矣。初则一段事抄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又一日，朱载上见东坡在抄《汉书》，试举题一字，东坡立刻就能背诵出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可见，东坡平时读书、抄书，极为认真。谪居海南儋州期间，东坡对朋友称赞儿子苏过抄书，在《答程全父推官》中写道：“儿子比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
通过读书神交古代贤哲
苏轼认为读书须持之以恒，他在《与元老侄孙》一信中，劝侄孙不要得到功名就放弃读书，说“然亦须多读书史，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后，所学便为弃物也。”东坡登陆海南岛时，带了柳宗元诗文和陶渊明集，“常置左右，目为二友”。元符二年（1099）闰九月，琼山（今属海口市）秀才姜唐佐前往儋州，向东坡求学，元符三年（1100）三月他离开儋州时，苏东坡书写了柳宗元的诗作《饮酒》《读书》相赠，曰“子归，吾无以遣日，独此二事，日相与往还耳”。东坡抄赠姜唐佐的《读书》诗，大意是读书可以愉悦心情、陶冶情操，虽然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可以获得功名，但不可把功名利禄作为读书的主要目标，要明白读书的意义，和吃饭一样，是为了滋养自己的六尺身躯，不可为了虚名浮利，委屈了自己的心智。诗中写道：
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
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
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
……
竟夕谁与言，但与竹素俱。
倦极便倒卧，熟寐乃一苏。
欠伸展肢体，吟咏心自愉。
得意适其适，非愿为世儒。
道尽即闭口，萧散捐囚拘。
巧者为我拙，智者为我愚。
书史足自悦，安用勤与劬。
贵尔六尺躯，勿为名所驱。
竹素，指代书籍。在苏轼看来，读书的最高境界，是结识精神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东坡谪居惠州、儋州期间，陶渊明的诗文，无疑给了他许多精神慰藉。他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东坡一生创作和陶诗109首（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其中，大部分是在海南创作的，这些和陶诗反映出东坡在海南所处的困境，及内心对陶渊明的精神认同、倾慕和景仰。从读陶诗，到和陶诗，东坡的读书之乐，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特殊的和陶文学现象，搭建起两位诗人跨越时空深情对话的桥梁。
（作者系海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