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庭恺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这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再贴切不过了。为官40年,多次被贬,从外放离京,到“乌台诗案”之后的黄州、惠州、儋州,颠沛流离成为苏轼生命的主旋律。在巨大的挫折面前,苏轼以超然物外、乐观豁达之态解脱心灵枷锁,笑对人生考验。
黄州、惠州、儋州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
苏轼晚年这首《自题金山画像》,格调有些黯然,寓庄于谐,幽默地把黄州、惠州、儋州当作他一生的功业。这样的自我嘲讽与自我肯定,足见“三州”在苏轼心目中的地位与分量。
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大的贬谪。正值盛年被贬黄州,人到暮年被贬惠州、儋州,贬谪之地一次比一次荒凉,生活一次比一次困苦。而正是这些屈辱、苦难、失意、孤独、绝望,让他承受生命难以承受之重的同时,给他带来多重的生命体验与淬炼。苏轼在贬谪之地,做出了许多惠民功绩。
在黄州,苏轼与民同乐,饮酒作诗,也无风雨也无晴。寓居黄州的5年,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最终走出痛苦的精神困境而进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旷达。
在惠州,苏轼一方面在闲适中享受生活,日啖荔枝三百颗,一方面修建苏堤解决民生问题。但多情却被无情恼,因为“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小诗,又被贬到了更远的儋州。
在儋州,苏轼将蛮荒之地当作故乡,兴修水利,修建学堂,不遗余力教化百姓。
在“三州”的经历,极大丰富了苏轼的生命体验。尤其是在儋州,从遭遇绝境,到直面绝境,再到走出绝境,进而超越绝境,从忘生到忘死再到忘我,终有“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升华。
海南万里真吾乡
儋州是苏轼仕途生涯最后一个谪居地,这里远离中原、孤悬海外,以“荒远”闻名。苏轼被贬海南,“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但“东坡不幸海南幸”,正是因为迎来了苏轼,当时尚属蛮荒之地的海南文化进程一扫阴霾,吸纳了北宋文坛最耀眼的光芒。
苏轼算得上是给儋州乃至海南做广告的第一人。1099年立春日,他饶有兴致填了一首《减字木兰花·立春》: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世人眼中的天涯海角,在苏轼眼里如此绚丽多姿、生机盎然。“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原来,他已坦然地把海南作为第二故乡和人生最后归宿。
苏轼在海南虽然只挂了一个“琼州别驾”的虚职,却依然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促进和加速了海南的文明进程。
他改变不良风俗,探索医治疾病的方法。当时的海南尚未完全开化,一些当地人很迷信,生病不找医生,请来术士杀牛祭神以求得健康。苏轼设法改变这种愚昧之举,亲自去野外采摘草药,考订药物种类,摸索出了荨麻、苍耳等治病药草。
他劝农耕作,改善民生。苏轼发现当地人懒于耕种,以贸香为业,靠打猎为生,便写下《劝农诗》。他还与当地官员合作,兴水利、修桥梁,造福百姓。
他开教育之先河,播撒文化的种子。在苏轼赴海南之前,海南文教未兴,他居儋3年,培养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第一位进士符确,从此海南人读书求学蔚然成风。自宋至清,海南共产生举人767人,进士96人,由此可见苏轼对海南文教的贡献。《琼台纪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儋州至今还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
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苏轼北归,写下《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是他留给海南的最后一首诗: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苦雨终风也解晴”,初来海南时的恐惧和不安烟消云散,苏轼发出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感叹。这段本应痛苦不堪的贬谪之旅,却成为他平生最奇绝的经历。
海南这片土地拥抱了苏轼,苏轼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轼和海南是互相成就的。
腹有诗书气自华
在一定程度上,苏轼的人生际遇与文学成就存在反相关的关系。他遭受着一次次挫折,文学却实现了一次次超越。难怪有人说,苏轼的贬谪,以失意开头,以诗意结尾。在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迎来了最艰难的人生低谷期,而恰恰是这“三州”,在文学方面成就了他。
在黄州,苏轼达到了一生艺术创作的巅峰,共创作各类作品753篇,其中诗歌214首、词79首、散文457篇、赋3篇,“一词二赋”及书法代表作《寒食帖》都作于黄州。有学者说:东坡、雪堂、赤壁,是苏轼在黄州的三个精神象征。东坡代表苏轼自耕自给的务实精神,雪堂代表苏轼勤奋著述的思想境界,而赤壁则代表他超逸洒脱的文学风采。在后人评选的百首宋词名篇中,苏轼一人占了10首,其中5首作于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位列榜首,为宋词第一名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居黄州的5年都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在惠州,苏轼诗文创作的题材渐趋生活化、地域化,常涉及莳花种菜、蓄药治病、友朋过从、游览山水等日常生活,风格质朴清淡,臻于化境。居惠州两年多,他写下580多首(篇)诗词、散文、序跋等,盛赞惠州风土人情。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成为吟咏岭南风物的千古名句。
苏轼还在惠州留下了许多“苏迹”,包括国内第一处可以明确考证的苏轼亲自筹建的故居,还有其资助修筑的苏堤、东新桥、西新桥等,它们是惠州文化史上极具标识意义的实物构件。
在儋州,苏轼在生活上遭受的苦难最多,那段时间也是他人生境界升华至极致,哲思最为深刻的时期。苏轼在儋州创作的作品达345篇,这些诗文虽写于暮年却没有暮气,也少见颓唐和疲惫,这是文学史上的奇迹。
居儋3年,苏轼遍和陶诗、完成“海南三书”。苏轼一生著有和陶诗超百首,其中大部分是在海南创作的。苏轼还完成了《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儒学著作的撰写,并为《尚书》作注。他整理杂记文稿,汇集成了《东坡志林》。
海南独特的自然风貌和地域文化为苏轼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用笔墨记录这里的特产、风光、民俗等,展现了这片“蛮荒之地”的可爱一面,增加了外界对海南的了解。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曾言:“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
一蓑烟雨任平生
从京城到黄州,从黄州到惠州,再从惠州到儋州,一步步滑向命运的“谷底”。从曾经的翰林学士、皇帝的老师和秘书,到“亲友绝交”的罪臣,时光在流转,空间在位移,境界却在流转与位移中不断得到升华。
“三州”成全了苏轼,使他磨炼出了身与境协、神与物安、无往而不适、无可无不可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在作于“三州”的诗词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豪放不羁、旷达自适的文人,一个脱略世故、超然物外的仙人,而非一个被贬谪流放的落魄闲人。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列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并将他们的思想、人品、学问、才华、待人接物和立身行事,看成浑然的整体。值得称道的是,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苏轼身上既无头巾气,亦无山林隐逸气,既无富贵骄人气,亦无大文豪的架子气,既无大臣闭门思过之姿,也无谪宦战战兢兢之态。他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悲喜,他率然纯真,纯而又纯,真而又真。
这,就是苏轼。千年后,更是无伦。
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