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满楼

　　乾隆年间，有三位南方诗人并称“乾隆三大家”，他们分别是袁枚、赵翼和蒋士铨。三人中，袁枚名气最大，弟子最多，影响力最著。然而，袁枚虽然名满天下，但其生前身后也同样争议不断，这又是为何呢？

　　袁枚从小天资聪颖， 12岁时与老师史玉瓒同进秀才，一时传为佳话。乾隆三年（1738年）秋，袁枚在顺天乡试中被录为举人。次年春，以二甲第五名的位次高中进士，随后选庶吉士拨入翰林院深造。是年，袁枚24岁，可谓春风得意。

　　乾隆七年（1742年）后，袁枚被指派江苏并相继在溧水、江浦、沭阳、江宁四县为知县。在任期间，袁枚为官勤勉，颇有声望与政绩。如陆以湉在《冷庐杂识》中说：“其为宰时，清勤明决，无愧循吏。”“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

　　据《碑传集》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江南发生灾荒，一批粮米运到吴门时被村民所劫。类似案件，换其他官员很可能就是对村民“清剿、捕杀”了事。但袁枚以为，凡事必有因，灾荒之年更应慎重行事，以免激起民变。后经调查，村民主要害怕灾荒加重，才将粮米截留作救急之用。得知实情后，袁枚“谕以情法，追米还之”。

　　对于心高气傲的袁枚来说，做县令确实有些不甘。然而，“官大一级压死人”，任你神童出身、翰林院就读的背景，在各级上司面前只能跪此揖彼，在官场上各种曲意逢迎。

　　乾隆十二年（1747年），袁枚得到恩师尹继善的题荐有望升任高邮知州，但最终被吏部驳回。后者的理由是，江宁县漕项未完，地方官照例停升。袁枚年少成名，心气极傲，当年未能在京师留馆心中已十分不平。更让他气恼的是，辛辛苦苦当了7年知县，好不容易得到一次晋升机会又遭格阻。失落之余，袁枚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冬借口奉养生病的母亲而乞长假回家。

　　有人说，袁枚的个性在“不耐”二字：他不耐学书，字写得很糟；不耐作词，嫌必依谱而填；不耐学清文，散馆以习清文不合格放任知县；不耐仕宦，乞养时年仅33岁。也有人说，袁枚一向喜居人前、耻居人后，辞官原因即一“耻”字：耻于放归县令、耻于身为官奴、耻于升迁受阻，只有辞官才能摆脱这种发自内心的耻辱。

　　辞官之前，袁枚已在南京小仓山买下随园安身。3年后，因为生计所迫，袁枚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再度出山，前往陕甘为官。但意外的是，当年盛夏之时，其父袁滨从杭州迁居随园，或因不堪暑热在路上病故。得此凶讯后，袁枚按制丁忧，此后也再未出仕。

　　某种程度上说，袁枚的归隐只是退出官场，他之后的生活非但不寂寞，反而更加多姿多彩。在其操持下，随园日渐成为名流来往的雅聚场所，“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据统计，与他交游过的各色人物高达六百多人，其中不乏皇家贵族、达官显贵。由此，袁枚的名声也为之广为传播。

　　袁枚的乡试房师邓时敏曾说：别人做考官录取学生数百，我只有两个学生，但一文一武，足以睥睨天下。邓时敏说的“一文”指的袁枚，“一武”是大学士阿桂。袁枚与阿桂是乡试同年，但袁枚在野之身，阿桂是当朝首辅，两人相提并论，何其难得。

　　探花及第、才兼文史的赵翼，曾称赞袁枚：“八扇天门詄荡开，行间字字走风雷。子才果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斗来。”在应邀为《小仓山房诗集》作序时，赵翼赋诗一首：“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做宦不曾逾十载，及身早自定千秋。”

　　嘉庆二年，袁枚以82岁的高龄辞世，后葬于南京百步坡。袁枚一生，作品甚众，除《小仓山房诗文集》《小仓山房尺牍》《子不语》等作品外，还有一系列冠以“随园”的随笔，其中包括《随园诗话》《随园食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