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操

　　南阳革命老区既是反“扫荡”中铜墙铁壁的一个光辉典范，也是琼文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在这里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抗日杀敌的好儿郎，被誉为“革命模范乡”。

　　南阳抗战英雄后人讲述

　　革命先烈浴血奋战抗击日寇

　　南阳抗战英雄符致东的女儿符祥辽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父亲和李良枪林弹雨的抗战往事。

　　“我的父亲出生在南阳乡交东行村一个贫苦的家庭，受革命思潮影响，他9岁就参加了儿童团组织。”符祥辽介绍，父亲在南阳乡广益小学担任教员期间，结识了陈俊、陈丕茂等革命进步人士。1938年，经陈俊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2月10日，日寇入侵琼岛。22日，文昌文城沦陷。国难当头，符致东挺身而出，他在墟市人群中就地拉来一条长板凳，站在上面，目光敏锐坚定地对人群喊道：“乡亲们！日军今天轰炸了文城，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此后不到10天，他们就拉起了一支120多人的南阳乡抗日游击队，由李良任队长，符致东担任指导员。

　　日军占领文昌县城后，一直蠢蠢欲动，觊觎革命活跃的南阳。南阳保卫战第一枪在当年4月中旬打响。获悉将有3辆满载日军的军车向南阳进犯后，李良和符致东凌晨时分带领游击队钻进树林埋伏起来。早上八点多，文城公路的尽头渐渐地出现了一个小黑点，两个、三个……符致东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目标。

　　不一会儿，埋伏在地上的符致东侧身转头和身边的李良交换了一下眼神，几乎同时喊出：“打！”队员们一听命令，立即用机枪和步枪对着日军一阵狂射。

　　“猛烈的枪炮声过后，日军仓皇逃回文城。”符祥辽说，抗日游击队伏击日军首战告捷，南阳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

　　一个月过去了，日军又重新集结了200多人，从文城兵分两路入侵南阳乡。李良和符致东率领的抗日游击队根据敌情变化，采取多种方式对敌斗争。“李良和父亲还多次带领游击队在文城通往南阳墟的公路上袭击日军的运输补给车辆，缴获了很多的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符祥辽介绍，日军加大兵力侵占了南阳乡后，四处遭到游击队的伏击、袭击，不得不再次撤离。

　　1940年底，由于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琼崖特委决定将南阳乡抗日游击队改编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第七中队，李良为中队长，符致东为指导员。不到两个月，第七中队先后参加了四六坡、青草、白引、茫谷湖等地的战斗，打出了队威，被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评为“模范中队”。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唐若玲讲述

　　南阳华侨倾资纾难守丹心

　　抗战时期，广大南阳籍海外侨胞为国纾难，捐钱捐物甚至亲赴战场，为抗战胜利发挥了独特作用。

　　“近代以来，文昌因出洋人口众多而成为著名侨乡，下南洋的海南人对家乡有着非常深的情感，时刻关心家乡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出生在南阳的海南师范大学海南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唐若玲说，南阳华侨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到抵抗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

　　唐若玲介绍，20世纪初，南阳乡美丹村的郭巨川、郭镜川兄弟跟随父辈的脚步到南洋打拼，取得巨大成功，成为新马著名的“种植大王”。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郭镜川与南洋侨领陈嘉庚、符致逢等人一起，率先发起成立新加坡华侨赈济祖国难民委员会，团结、指导广大南洋华侨有组织、有计划地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与此同时，旅居在南洋各地的海外华侨也纷纷组织“琼崖华侨救乡会”“琼州青年剧社”和“援八（支援八路军）委员会”“援冯（支援冯白驹）委员会”等团体，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援家乡的抗日斗争。

　　1938年底，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推动下，海外琼侨、港澳同胞和知名人士等发起召集海外琼侨代表大会，成立琼崖华侨联合总会，统一领导琼侨救国救乡工作，在成立大会上，郭巨川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执行委员、经济部主任，大会决定成立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组织琼侨回乡抗战。

　　“郭巨川的儿子也积极投身支持抗战的洪流之中。他同其他华侨筹集了一笔折合国币5000多元的款项，汇给‘木子良’（即李良），作为游击队的活动经费，并通过轮船邮回一批物资指名给南阳乡抗日游击队。”唐若玲说，南阳侨胞除积极以钱款支持祖国、支持家乡抗战外，还身先士卒，投身抗击侵略者的战场。唐若玲列举了一串华侨英雄的名字，张书江、范少伯、范少怀……他们为抗战献出生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总团人员绝大多数就地分配到琼崖特委领导的党政军各部门，继续为抗日救国作贡献。

　　105岁女地下交通员回忆

　　全家为革命出生入死

　　在海口市解放西路工人文化宫宿舍区，住着一位105岁的老人陈玉兰。她18岁参加革命，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为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女交通员，无论战争环境多么险恶，她的革命斗志始终不曾减弱，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琼崖革命事业。

　　1921年5月，陈玉兰出生于文昌南阳乡福基园村一个光荣的革命之家。“我的大哥（陈传卿）、二哥（陈传英）早年便参加革命，在我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工作。后来，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二人身份暴露，国民党反动派将两位哥哥逮捕并残忍杀害。”陈玉兰说，兄长们为了革命舍生忘死、慷慨就义的英雄事迹点燃了自己心中的革命之火。

　　参加革命后，陈玉兰便担任南阳乡专职的女交通员，负责南阳乡至文东北，南阳至琼山的白石溪、咸来、道崇几条线路的交通工作。这些交通线路途遥远、地形复杂，环境十分艰险。她告诉记者，自己摸索出不同的交通线路。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陈玉兰积累了判断敌情的丰富经验，她对人熟、对地熟，又机敏，每到一地都与群众打成一片。

　　1942年，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对南阳地区进行大“扫荡”、大屠杀，南阳乡政府为躲避敌人而撤离。陈玉兰因送情报时被树枝刺伤，无法跟随组织撤离，组织便将她安置在南阳乡里圯村附近的山里养伤，幸好得到村里一位叫黄云发的村民照顾。“当时，因为没有药物治疗，我的伤口溃烂流脓，我的腿上也留下了一条十几厘米长的伤疤，差点送了性命。”陈玉兰说。

　　“蚕食”时期，日军每到之处皆实行“三光”政策，对南阳地区进行大“清剿”、大屠杀，杀害烈士300多人，残杀干部群众1500多人，全家被杀的有79户，烧毁大小房屋近200间，占原有房屋的90%；18个自然村被夷为废墟；12所小学全被破坏；财产损失难以计数。陈玉兰在琼崖特委的领导下，跟日本军周旋斗争，带领游击队采集毒鱼藤（一种有毒的植物藤），将它们捣烂后投进水井和溪沟，使日军无法正常用水，只好撤离南阳。

　　经常在险恶的环境中工作，陈玉兰凭借着自己的胆大心细和机智顽强，让自己所负责的两条线路的交通工作从来没有被敌人发现，出色而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