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迎春

　　上千张照片，数百份影像和录音素材，印证着日军罪恶暴行的血泪史……63岁的陈厚志时常对着电脑，梳理核实这些影像的时间、史实，守住历史足迹。

　　这是陈厚志无偿坚持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记录工作的第29个年头。如今，尽管两鬓已斑白，视力也严重衰退，他仍然用心做着整理工作。“这些是历史的证据，历史必须要得到最后的正名。”陈厚志说。

　　陈厚志参与海南“慰安妇”调查，缘于已病逝的“领路人”张应勇。作为《保亭文史》的写作者之一，张应勇通过幸存“慰安妇”口述整理的多篇文章受到很多关注，他渴望着能找到一名伙伴，通过影像的形式一同调查取证，记录历史。

　　彼时，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茂农场海南省野生动物养殖实验场当饲养员的陈厚志，是一名激情满怀的文艺青年。1996年，一次机缘巧合，二人因摄影结识，一拍即合，57岁的张应勇负责文字整理，34岁的陈厚志则帮忙拍照和做些翻译工作，精通黎族赛方言的他正好解决了这个方言区的沟通难题。就这样，他们协作配合，开始了漫长的调查取证之路。

　　在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大多是黎族或苗族妇女，在花季年龄遭遇了侵琼日军最为残暴、丑陋的伤害。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些饱经折磨的老人仍背负着“日本娘”的污名，屈辱地活着。

　　“当时，老人们年事已高，但她们是这段隐秘历史的见证者、受害者，虽然调查取证工作十分艰难，但不做这些调查，以后无法提供证据。”陈厚志决心踏上这条路，既为历史正名，也为洗净污名。

　　根据这些年的调查，陈厚志发现仅在保亭加茂一带，至少有55人被日军强迫当过“慰安妇”，其中25人在调查时还健在，但愿意站出来讲述自己当年遭遇的寥寥无几。要让她们对一个陌生人讲出心里不堪回首的惨痛往事，对于讲述者和倾听者都是一次身心难以承受的煎熬。

　　这些受害者多数住在偏僻乡村，有的更是离群索居。为了让老人们敞开心扉，陈厚志和志愿者们一次次登门，用诚意和耐心感动老人，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军的兽行。

　　这些年，陈厚志背着相机奔走于村寨，往返调查情况，摩托车都报废了3辆。陈厚志并不富裕，但尽自己所能帮助贫困的“慰安妇”，联系援助解决她们的生活困难。“如果不是比亲人还要亲，老人是不会开口言说的。”陈厚志说。

　　2001年，作为幸存的海南“慰安妇”受害者代表，在中日律师的帮助下，海南籍8名黎族、苗族阿婆第一次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以日本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陈厚志提供的资料成为呈堂证供，他还陪同阿婆们赴日诉讼。但遗憾的是，多年的调查取证和法庭对质，未能换来一个公正的判决。

　　2003年，陈厚志被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授予特约调查员证书；2013年，他被评为“感动海南”十大人物。

　　从一名青年到如今年过六旬，这些年来，陈厚送走了一名又一名“慰安妇”。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将多年来记录的影像资料举办展览，用守住的历史足迹发声，穿越时光的阴霾，为那段历史中的受害者，赢得应有的尊严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