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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赤子冯裕芳
  “华中号”轮船抵达东北解放区,民主人士登陆后合影。左起:翦伯赞、马叙伦、宦乡、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连贯、沈志远、曹孟君、丘哲、中共丹东地区领导人。图片来源:《影像中国:20世纪中国摄影名家周海婴》(2023)

  冯裕芳像。

  图片来源:《寰球中国学生会年鉴》(1923)

  1949年2月16日《光明报》追悼冯裕芳特辑。林芳华 提供

  1947年,冯裕芳为《华侨导报》的题词。 林芳华 提供

  冯裕芳文章《为建设民主的新琼崖而奋斗》(原刊于《琼声》1947年第2期)。 林芳华 提供

  ■ 林芳华

  【编者按】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长河中,热土海南走出了一批批热血男儿,他们为推翻满清帝制、讨伐反动政权、抵御外来侵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琼山(今海口)人士冯裕芳(1883—1949)便是其中之一,他一生经历晚清、民国,先后在泰国曼谷、日本东京、英国伦敦等地求学,曾经在香港、澳门、东北以及家乡海南,为革命事业尤其是抗日战争殚精竭虑。诗人郭沫若将他与冯玉祥相提并论。

  海南革命先辈冯裕芳先生一生投身于革命烽火、教育革新与民主浪潮,最终在新中国诞生的黎明,长眠于北国的茫茫雪原。冯裕芳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求学曼谷、东京、伦敦

  冯裕芳于1883年出生于原琼山县三江乡水源村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家境贫寒,曾以放牛为生,直至十八岁时,方才得到胞兄冯裕元的资助,远赴暹罗(今泰国)曼谷求学。冯裕元作为暹罗侨界领袖,常与革命志士林格兰交往,积极资助革命活动。冯裕芳受其影响,也开始关心国家命运。

  在胞兄的继续资助下,冯裕芳后来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商学校(后改称日本商科大学),专攻商科,1910年毕业。留日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担任东京支部部长,成为中华革命党发起人之一。冯裕芳的夫人丘新荣(丘冠梅)女士,毕业于日本英文女子大学,也是同盟会会员。

  辛亥革命后,1918年,冯裕芳先后担任惠潮梅矿务总局副局长、实业银行代理行长及授勋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他受中华总商会特派,协商派遣华侨代表与会事宜。1920年出任潮梅海关监督兼交涉员时,他秉持大公无私、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治主张,大力革除弊政,减轻商人负担,赢得了潮梅地区商民的深切爱戴与广泛拥护。

  1922年,冯裕芳出任广东省公署交涉局副局长。同年六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分道扬镳,炮轰总统府。身处政治旋涡之中,冯裕芳因职务关系而受牵连,被上海《民国日报》指为“陈之走狗”。

  1925至1927年大革命期间,冯裕芳目睹国民党内部腐败日甚,政治日益倒退,尤其是对国民党背离孙中山三大政策、走向反人民之路痛心疾首。

  1928年,在岳父丘燮亭(荷印侨领,曾任巴城华侨救国会会长)支持下,冯裕芳远赴英国,进入伦敦大学研读国际公法与哲学。在英期间,他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积极参与共产主义小组活动,与同道探讨国家前途,思想日趋激进。1929年6月,为直读德文版《资本论》,他曾计划赴德进修德文,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学成之后,他因病隐居荷属东印度长达8年。在此期间,他系统地研读马列著作,深入钻研革命理论。

  辗转多地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冯裕芳从英国取道香港返回内地,投身抗日洪流。凭借资历与学识,他出任政治部设计专员,参与抗战宣传与动员工作。其间,他洞察国民党当局“假抗战、真反共”的本质,对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深感失望,遂于1938年前后重返香港,另寻救国道路。

  返港后,他致力于文化抗战与民主启蒙。与蔡元培、张一麐、许地山等学者共同发起“香港新文字学会”并任理事长,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作为扫盲、教育和动员抗战的重要工具。他还加入“国际新闻社”,向海外宣传抗战实情,揭露日军暴行,报道中共敌后斗争,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烽火连天,琼崖危在旦夕。

  冯裕芳一度肩负起领导旅港琼崖民主人士与同乡组织的重任。1939年1月,琼崖华侨代表大会在港召开,汇聚符致逢、王兆松、郭巨川、云竹亭、陶笏庭等南洋侨领,以及冯裕芳、周文治等旅居港澳的乡贤80余人。会议研判时局,一致认为日军犯琼不可避免,呼吁海外琼侨团结救亡。大会成立了“琼崖华侨联合总会”,推举宋庆龄、宋子文、陈策为名誉会长,周文治为常务委员,决议组建回乡服务团,直接投身琼崖抗战。

  1939年2月,日军登陆海南。冯裕芳迅即参与发起“琼崖难民救济会”,作为当选的常委,积极募款筹物,援助前线将士与受灾乡民。他多次以民盟及同乡会名义通电全国,呼吁海外侨胞齐心救乡。

  1940至1941年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成立,冯裕芳以其声望成为积极支持者,正式参与有组织的民主政治运动。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境况凶险,冯裕芳屡与日占当局周旋,争取购粮济民,并密遣船只护送难民返乡。他更协助琼崖纵队筹措电台等通信器材,助其恢复与中共中央联络,为琼崖抗战奠定关键支撑。

  后来,冯裕芳因抗日活动被日方逮捕,在狱中机智脱险,辗转避居澳门。

  重返香港 带病北上

  1946年初,冯裕芳重返香港,投身民主运动浪潮,当选为民盟港九支部主委,兼任南方总支部常委等要职,成为香港民主阵营核心领袖。

  在政治工作之余,他致力于文化启蒙,重组香港新文字学会,潜心研究拉丁化新文字,以文字改革推动思想解放。1947年10月,民盟遭禁,冯裕芳挺身而出,主张在海外重组领导机构,坚决反对“中间路线”,坚持新民主主义方向。

  1948年1月,民盟三中全会秘密召开。虽病体难支,他仍在病榻前主导起草多项重要提案,内容涵盖工作方针、政治纲领等重要议题。这些凝聚其远见的主张终被全会采纳。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香港爱国民主人士中激起巨大回响。冯裕芳虽病体日衰,仍以炽热情怀投身响应行列。5月下旬,他与柳亚子、郭沫若、李济深等150余位民主人士联署发表声明,坚决拥护中共主张,呼吁团结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

  是年冬,在中共香港分局周密安排下,冯裕芳准备踏上北上征途。临行前夜,他向挚友云应霖(文昌人)吐露心志:“此番北上,破釜沉舟,不复作归计!”他谆谆嘱托云应霖:“华南封建根基尚深,革命大业,全仗后辈。”谈及琼崖故土,冯裕芳痛心疾首:“多少知识分子误入歧途,沦为特务,定要唤醒迷途,引向光明!”

  1948年11月23日夜,他与郭沫若、马叙伦等30余人秘密登上“华中轮”,为避特务耳目,航程迂回艰险。船行海上,冯裕芳虽备受病痛与晕船折磨,仍与同行者畅议国是,共绘新中国蓝图。

  航船终抵辽东解放区,冯裕芳踏上这片新生土地,不禁热泪盈眶。1949年1月22日,他与李济深、沈钧儒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郑重宣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4天后,东北各界举行欢迎大会,冯裕芳虽咳喘不止,体力难支,仍坚持出席,以病弱之躯见证历史转折。

  1949年1月27日晚上11时30分,冯裕芳病逝沈阳,享年66岁。这位毕生追求民主进步的琼籍革命家,未及亲见新中国诞生。翌日,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及中共代表李富春等亲视入殓。

  冯裕芳逝世引发各界深切哀悼。1月31日,毛泽东亲致唁电:“裕芳先生不幸因病逝世,曷胜哀悼。特电致唁,尚希节哀。”

  2月4日,香港《大公报》刊发讣闻。民盟港九支部迅即致函冯夫人丘冠梅,赞其“毕生为民主事业而奋斗,志向坚定不变”,并誓言继承遗志,“为实现全国彻底解放及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郭沫若赋诗悼念:“等是在疆场,一死正堂堂。后有冯裕芳,前有冯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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