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佳琪

　　唐显庆二年（657年），长安城凉意渐起。

　　一队人马悄然离开京城，向南而行。队伍中的主角，是不久前还位列三公的当朝宰相韩瑗。一纸贬书，将他从“云端”掷下。此刻，他已被贬为振州（今三亚市一带）刺史，从帝国的权力中心，流向当时被视为天涯尽头的荒僻之地。

　　回望渐行渐远的宫阙，韩瑗百感交集。他或许已经料想到自己的结局——此去路途遥远，必是凶多吉少。两年后，韩瑗染瘴身亡，一代名相，就此落幕。

　　作为史册中明确记载的第一位被贬至海南的宰相，他肯定没想到：几百年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因尊崇他敢于进谏、忠公体国的德行，在方志中为他作传，将其列入“名宦”之列。

　　秉节辅政：敢说公道话

　　隋大业二年（606年），韩瑗出生在京兆三原（今陕西省三原县）的一个官宦世家。其父韩仲良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参与制定律令，官至刑部尚书、颍川县公。

　　受家风熏陶，韩瑗“少有节操，博学有吏才”，在贞观年间凭借才干稳步升迁，官至兵部侍郎，并承袭了父亲的爵位。

　　唐高宗永徽年间，韩瑗达到政治生涯的巅峰。永徽三年（652年），他升任黄门侍郎，次年晋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入宰相行列，并监修国史。随后加授银青光禄大夫，迁任侍中兼太子宾客，成为辅佐高宗的肱股之臣。

　　然而，永徽六年（655年）爆发的“废后之争”，成为他人生与命运的转折点。

　　当唐高宗决意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即武则天）时，以长孙无忌、韩瑗、褚遂良为首的“贞观老臣”进行了激烈抗争。韩瑗涕泣进谏，说“皇后乃陛下在藩时先帝所娶，今无罪辄废，非社稷计”，高宗并不听劝。次日，他再次冒死直谏，引用《诗经》中“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等典故，痛陈利害，引得高宗大怒。

　　褚遂良因诤谏触怒武则天和高宗，被贬为桂州（今广西桂林一带）刺史，其他人担心受到牵连，都避之不及，韩瑗却主动上疏为他辩解鸣冤。他盛赞褚遂良“竭忠诚于早岁，罄直道于兹年”，是国家的栋梁之臣。面对高宗“遂良悖戾好犯上”的指责，韩瑗给出了那个流传千古的对答：“遂良，社稷臣。苍蝇点白，傅致有罪。”大意为褚遂良是国家的忠臣，他所受的诽谤如同苍蝇玷污白纸，是罗织构陷的罪名。韩瑗心急如焚、言辞恳切，却未能改变皇帝的心意。于是，带着忧愤的心情，他上表请求辞官归田，未获准许。此时，已被册立为后的武则天，已将韩瑗视为眼中钉，一场政治清算的风暴正在酝酿。

　　谪居振州：忠魂绝唱

　　显庆二年（657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其心腹许敬宗、李义府诬告韩瑗与远在桂州的褚遂良“潜谋不轨”。高宗听信谗言，将韩瑗贬为振州刺史，又贬褚遂良为爱州（今越南清化一带）刺史。

　　从帝国权力中枢到天涯海角的绝域，韩瑗的境遇一落千丈，但其风骨未曾折损。据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走进古崖州（今三亚市一带宋代改称崖州）》一书介绍，他在振州期间“传播文明，启迪教化，留下了宰相风范”，本地人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历代奉祀于名宦祠。

　　尽管具体政绩在正史中记载不详，但作为唐代首位被贬至海南的宰相，他的到来本身，就是中原先进文化与治理理念的一次传播。

　　令人扼腕的是，武则天的迫害并未因其远谪而停止。显庆四年（659年），韩瑗在振州任所病逝，终年54岁。不久后，高宗李治的亲娘舅、三朝元老长孙无忌被流贬至贵州，许敬宗等再度诬陷韩瑗与已经失势的长孙无忌为同谋，高宗竟下诏派使臣前往振州，要将韩瑗就地处决。当使者千里迢迢抵达振州时，得知韩瑗已逝，不太相信。为了复命，使者硬是挖棺验尸，确认后才罢休。后来，朝廷又追削韩瑗的官爵，抄没家产，他的子孙也被流放至广州为官奴。一代忠臣，身后竟遭如此荼毒，当时政治斗争之激烈可见一斑。

　　后人赞誉：凤鸣朝阳

　　韩瑗的冤屈，直至武则天晚年才得以昭雪。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在遗诏中下令为韩瑗恢复官爵。唐宣宗大中初年，他的画像被绘入凌烟阁，其忠诚与气节最终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和褒扬。

　　韩瑗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于个人的忠奸荣辱。他作为“谪琼名相第一人”，开启了大唐精英贬谪流放海南的先河，与这片遥远的土地形成了深刻的精神联结。

　　尤为重要的是，他的事迹对唐代的政治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资治通鉴》记载：“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在褚遂良、韩瑗死后近二十年间，朝野上下因畏惧而不敢直言进谏，直至御史李善感上书谏阻唐高宗李治修建奉天宫，时人才欣喜地称之为“凤鸣朝阳”。这也从反面印证了韩瑗等人所展现的直言敢谏的精神何其珍贵。

　　更为深远的是，韩瑗以其在逆境中坚守道义、于蛮荒处传播教化的身影，为后世谪居海南的士大夫树立了人格榜样。自他之后，韦执谊、李德裕、卢多逊、赵鼎、胡铨等历代名相贤臣，相继踏上海南这片土地。他们虽身处逆境，却多能心系民生、教化地方，共同塑造了独具特色的海南贬官文化。而韩瑗，正是这一绵延数百年文化谱系的精神源头之一。

　　清代张嶲、邢定纶等人编撰的《崖州志》，将韩瑗列入“名宦”之列。清代崖州拔贡王瑞瑄有感于韩瑗忠于国事、敢于进谏的气概，赋诗一首《吊唐韩公瑗》：

　　中外寒蝉寂不扬，独怜忠谏屏炎荒。

　　朝阳北去无鸣凤，庾岭南来有堕霜。

　　京兆家声传旧史，振州林木隐甘棠。

　　遐陬谪宦踪相继，凭吊堪增瘴海光。

　　如今，在三亚的历史文化叙事中，韩瑗的事迹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篇章。从古时名宦祠中的香火，到今日文史类书籍中的笔墨，他的名字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肌理。

　　从长安到崖州，韩瑗用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诠释了何为“忠贞”。他不是三亚的过客，而是在命运安排下，将满腔忠义与文教薪火永久播撒于此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故事，让三亚的历史底蕴，多了一份来自大唐盛世的厚重与悲怆，多了一份穿越千年而不朽的风骨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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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相崔元综 的天涯缘

　　韩瑗去世30多年后，又有一位唐代宰相来到了振州，他就是河南人崔元综。据《旧唐书》等史料记载，武周时期长寿元年（692年），崔元综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职位）。史官对他的评价是“勤于政事，每在中书，必束带至晚，未尝休偃”。用今天的话说，这位崔大人是个工作狂，经常主动加班到晚上，顾不上休息。不过，他“好洁细行”，每次领命查案时，都细究并置重刑，导致“人多畏而鄙之”。中国现代成语“披毛求疵”，即出自《旧唐书》对他的评价“每受制鞫狱，必披毛求疵，陷于重辟”。第二年即693年，他被人弹劾，流放振州。和韩瑗不一样的是，崔元综获赦后，又返回了京城，还在唐中宗当政时迁尚书左丞、蒲州刺史，最终以老致仕，活到了90多岁。

　　（文字/罗安明）

　　韩瑗（606年—659年），京兆三原（今陕西省三原县）人。他的父亲韩仲良曾任刑部尚书、颍川县公。韩瑗年少时便品行突出、博学多识，贞观年间以兵部侍郎承袭父亲的爵位。永徽三年（652年）拜相，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永徽六年（655年），高宗李治提出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遭到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的反对。韩瑗认为王皇后无过失被废，不利于社稷。褚遂良因谏言被贬，别人避之不及，韩瑗却主动上疏为其辩解。

　　显庆二年（657年），在皇后武则天的授意下，许敬宗等人诬告韩瑗、褚遂良图谋不轨。韩瑗被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市一带）刺史，两年后去世。（罗安明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