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梦楠

　　若把历史比作奔涌的长河，鉴真、黄道婆、钟芳等名垂青史者，似大涛大浪，以轰轰烈烈的事迹激荡起时代潮声。

　　而长河之所以浩荡不绝，从来离不开万千溪流的默默汇聚——三亚的历史长卷里，亦有诸多默默耕耘的名吏。他们或许未曾留下煊赫声名，却以躬身实干造福一方百姓，于平凡处坚守初心，于细微处践行使命，点燃文化的薪火，滋养这片土地的精神。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历史的洪流一往无前，那些隐于岁月尘埃、却始终心系苍生的身影，值得被深深铭记，永载这片热土的记忆之中。

　　勤政担当 惠泽民生

　　不论在何时，岁稔年丰、安居乐业都是普通百姓最真切的渴望。

　　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在三亚漫长的历史中，众多驻守此地的官吏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百姓实现这一期盼。

　　南宋年间，毛奎来到崖州任知军。彼时的崖州城，地荒人稀，河流难济农耕之需。百姓要吃饱肚子，作物要生长，便离不开水。但水利牵扯方面多，耗资耗力且需通盘谋划，绝非易事。

　　这位“能文章，通术数，知地理”的实干家，以非凡魄力对绕城而过的宁远河进行改造。

　　明正德《琼台志》记载，毛奎“压之”宁远河，使其“水路随塞为平地，反流城北数里入海”，一条新的支流“后河”由此诞生，为崖州百姓开辟出赖以生存的沃土。

　　这是崖州乃至琼南第一个规模性治水工程，以人力改天换地，尽显实干担当。

　　数百年后，清代知州钟元棣继往开来，将目光投向农桑振兴与赋税纾困，从“保生存”转为“谋发展”。

　　光绪《崖州志》记载，钟元棣“勤政爱民，捐廉倡事”，积极倡导“劝农课桑”，推广种桑养蚕之法，设立机房收购蚕丝，指导百姓拓展农产增收路径，让地方农桑产业日渐兴旺。

　　考虑到百姓赋税繁杂、负担沉重，钟元棣又推行丈地清赋之策，简化征收流程，裁汰额外浮费、免除不当升科，切实剔除苛捐杂税，让农者得其利、劳者有所获，深受崖州百姓感念。

　　有人深耕日常，也有人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生动诠释了“父母官”三字的含义。

　　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安徽歙县人程哲在崖州任知州。那年五月，崖州地震。七月又震。震后天旱，兼蝗虫食禾，米价腾贵，“斗米一金，民多饿死”。

　　为了掌握震情旱象，他自备夫马，亲自到州西一百多里外的村落考察。随后具文禀请上级：由海船运谷三百二十担，直送旱区赈济饥民；另开官仓拨大米二百五十担，专运震区抚恤困厄百姓。

　　“民得聊生。州人勒碑称颂。”短短的十个字里，是百姓的肺腑之情与深切拥戴。

　　初心不改 清廉公正

　　在中国的官吏中，包公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古往至今，百姓蒙冤常盼“青天大老爷”，一句“包公转世”，更是对良吏的最高褒奖。

　　在崖州，就有一位“包公”，民间素有“虽有余虎，但不敌陶公一怒”的传言，他就是陶元淳。

　　陶元淳在崖州为官时，守备黄镇中以非刑杀人，游击将军余虎却纵容不管，这让百姓敢怒而不敢言。陶元淳得知他们的恶行劣迹，十分愤慨，将实情呈报上官。此时，余虎以百金贿赂遭到斥责，又尝试贿赂总督、造蜚语以诬陷陶元淳。

　　面对权势胁迫，陶元淳毫不退缩，果断拘捕黄镇中入狱审问。庭审时，黄镇中竟指使百名披甲带刀的兵士闯入公堂劫持，陶元淳拍案怒叱：“守备要造反吗？我奉朝廷之命治政办案，竟胆敢命令士兵劫持，目无上司、目无天子！”正气凛然的斥责，让黄镇中胆战心惊，连忙挥退士兵。最终，陶元淳顶住压力，将黄镇中治罪伏法。

　　崖州地处偏远，面对艰苦的环境、官场的陋习、豪强劣绅的威逼利诱，一位位良吏坚守初心：对百姓，公平正义，愿为苍生计；对自己，清廉自守，一身正气行走官场。

　　海南历史上“十大廉吏”之一的瞿罕在明代崇祯十二年出任崖州知州。这位来自湖广黄梅县的官员，上任伊始便“制订奖廉劾贪法章，布告衙门”，向贪腐吏胥宣战。

　　他录用官员，不徇亲疏远近，不凭个人好恶恩怨，也不唯利是图用庸人，而是广选贤能，优者录用，做到知人、用人、信人。在他执政后，为官者善政爱民，吏役不敢逞悍，社会风清气正。

　　四年后，瞿罕因积劳成疾卸任。离开时，他孤身单骑，打开唯一的随身木箱，请前来送别的百姓检查：“如有一物是从崖州带走的，听凭你们拿回去。”

　　令人动容的是，箱子里除官服、书籍和文房四宝外，无值钱之物，更无一物取自崖州。看到这种场景，崖州士民“祖饯百余里，各悲不自胜”。

　　清末崖州知州范云梯，用对联诠释了自己的为官初心，他在州衙张贴楹联：“在一日位，尽一日心，自我无私严执法，敢视机关为传舍”。这既是他的理念，更是他的行动准则。他坚守清廉本色，办学兴教全靠多方筹措，从不向百姓摊派；处理政务公正无私，不偏袒豪强，不欺压弱势。

　　以教兴文 文脉永续

　　在历史长河中，一批心怀苍生、重视教化的官吏，以兴学为己任，用举措播撒文化火种，为崖州文脉注入绵延不绝的活力。

　　乾隆年间，崖州知州宋锦独具慧眼，将州城外的文昌庙改建为“珠崖书院”，为学子搭建求学之所。更难得的是，他自掏腰包捐献白银二百两，发起成立“义学”基金会，聘请教师授课，为书院奠定了最初的根基，立下开拓兴学的首功。

　　此后，多位官吏接力兴教：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知州金绅募资修葺书院、完善设施并建立助学体系；道光八年（1828年），代理知州袁斯熊捐廉俸倡导重修；道光十年（1830年），知州齐元发将珠崖书院更名为“鳌山书院”，为这方文教阵地续命添力。

　　一代代官吏的接续耕耘，让崖州的文教火种越燃越旺，而清末的变革浪潮中，更有先行者勇于突破，为当地教育掀开全新篇章。

　　清末知州范云梯打破了崖州无公办学校的历史。任职期间，他先后创办了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平民夜学堂、农学堂、工艺学堂和巡警学堂等六所公办学校，其中平民夜学堂专门吸收失学青年男女，由公家提供灯油、书籍和纸笔；工艺学堂则教授织布、造纸、藤竹编织等手艺，堪称早期的职业教育典范。

　　官吏们对崖州的贡献，不仅在于兴办学堂，播撒教育火种，更以笔墨为载体，留存地方文脉，为后世追溯崖州历史留下了珍贵瑰宝。

　　“可以说，如果没有一部如此厚重的《崖州志》，崖州的历史、三亚的昨天早已湮没在过往的时代风云中。”三亚文史工作者徐日霖曾在采访中满怀敬意地说，崖州知州张擢士在崖州十年，留给后人最大的功绩不在立德立功，而是组织编修了影响后世深远的《崖州志》。

　　在他之后，李如柏、钟元棣等诸多崖州官吏或搜集史料，或增补见闻，或校勘订正，为志书的完善倾注心力。让千年崖州的故事有迹可循，让后世得以透过文字触摸历史，这份文脉在代代相传中绵延不绝，以深厚底蕴滋养天涯大地。

　　山海流转，初心不改；千年回响，薪火相传。如今，这些名吏的故事，早已超越庙堂之上的功过记载，化作三亚土地上，鲜活的为民印记。在时光流转中，始终叩击人心，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