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玉萍

　　最近，故宫丙午马年藏书票吸引了众多收藏爱好者的目光。这组藏书票上，有诸多文物中的马形象，“马”字则出自石鼓文《吾车》的拓片，传统文化韵味十足。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字体，无非楷、隶、行、草。带着圆转笔画的小篆，只能偶尔在店铺招牌或书帖中一见。其实，往时光深处探寻，小篆诞生前，还存在一种更为古老的字体——大篆。它包含甲骨文、金文，以及相传由周宣王太史籀整理的籀文。历经数千年风雨销蚀，大篆书迹原物传于今者，寥若晨星。幸运的是，有一组石刻奇迹般地留存至今，这便是国宝级籀文实物：石鼓（又称猎碣）。因为它太珍贵了且具有唯一性，人们又将石鼓刻着的文字称为石鼓文。

　　惊现于野 高古雄浑

　　唐代贞观年间的一个寻常日子。关中平原西缘，陈仓山（今陕西宝鸡市石鼓山）脚下的野径旁，一位牧羊老人被土坡上一个绊脚的石墩吸引。经他清理，十个鼓形石墩出现在眼前。扒开泥土、苔藓等，只见石墩上刻着一排排他完全无法理解的文字。它们像一只只蜷伏的虫，安静地“卧”于石头的肌理中。牧羊老人一头雾水，但发现“鼓形刻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长安城，在唐朝的文化界引发了震动和长久的关注及研究。

　　当士大夫们走到这十面石鼓前时，皆惊叹其形制之宏伟，震撼于鼓面上繁复象形、结体独特的古奥文字。他们普遍认为，石鼓上的文字，应是比秦小篆更为古老的文字遗存。这种将文字铭刻于石鼓之上的做法，立意高古、气势雄浑，迥异于常见的碑刻。贞观时期的吏部侍郎苏勖在其《叙记》中说：世人皆认为李斯篆书最古，却不知更古老的“史籀之迹”（指石鼓文）就在关中。至开元年间，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其著作《书断》中评价籀文时写道“以名称书，遗迹石鼓”，首次使用了“石鼓文”这一名称。文学家杜甫、韦应物、韩愈等都为石鼓文创作过诗歌。其中，以韩愈近500字的长诗《石鼓歌》影响最为深远。此诗从石鼓的起源说起，论述了它的价值，呼吁朝廷予以重视，保护好这些石鼓。在诗的结尾处，他说希望能把石鼓移至太学，以供当时在太学求学的青年才俊们辨识、切磋、研究。全诗表达了诗人对石鼓的珍视，引发了许多后人研究、临习、咏叹石鼓文。

　　承前启后 书法至宝

　　十面石鼓，皆为花岗岩材质，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每面鼓上刻有一首四言诗。诗的内容记述了秦公（一说为周宣王，暂无定论）一次盛大的游猎活动，描绘了车马整备、旌旗招展、弓矢齐发、追逐猎物的整个过程，以及猎获归来后祭祀、宴飨的礼仪。后人取诗歌的前两个字，将十面石鼓命名为《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

　　刻在这十面石鼓上的约700个古文字，是“书同文”历史进程中的珍贵物证。从书法角度看，石鼓文承西周金文遗韵，保留了西周金文（如《毛公鼎》《散氏盘》铭文）的象形风格，集大篆之成，直观展示了汉字在转型期的形态，是西周金文向秦代小篆过渡时期的典范文字，对小篆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文字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些石鼓是目前国内已出土最早的成篇石刻文物，被誉为“石刻之祖”“汉字的活化石”。

　　石鼓文展现了一种浑然天成、古意盎然的书法之美。具体表现为：结构严谨，结体似方似圆，非方非圆，字形已摆脱了金文因范铸而产生的某些圆融模糊，趋于规整、方正，又不失生动与变化；石鼓文的线条全然使用中锋圆笔，起收含蓄，不见锋芒，线条饱满而富有弹性，如绵里裹铁，似以锥画沙。加上历经风霜形成的“金石气”——一种浑厚、苍茫、斑驳的美感，古茂雄秀，冠绝古今；布局均匀有度，每行字数基本固定，字距、行距疏朗有致，通篇观之，气象肃穆，秩序井然，流露出一种庄严气息。清康有为曾这样评价石鼓文：“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

　　颠沛流离 终归紫阙

　　石鼓被发现后，其命运一直与王朝兴衰、文化思潮紧密相连。在唐代，虽有文人如韩愈、韦应物等人倡导保护，但并未得到朝廷实质性的长久保护。五代时期，石鼓在战乱中彻底失踪，长达百年之久。

　　至北宋，司马光之父司马池，竭力寻找，终得九鼓，并将它们移至府学进行保护。金石收藏家向传师幸运地在民间一屠户处寻回已被凿成米臼的第十鼓，虽文字损泐（le）严重，但十鼓终得团圆。后来，宋徽宗因酷爱金石，将石鼓迁至汴京（今开封），并以金填其文以示珍贵。然而，这份珍视在一定程度上却引来了更大的灾祸。靖康之变，金人掳掠珍宝北行，途中剔去所填黄金后，将石鼓弃于荒野。至元代，有识之士再度寻回石鼓，移于大都（今北京）国子监。此后，石鼓便在此地，成为历代文人学子瞻仰、捶拓的宝物。

　　1933年初，日寇向华北方向进犯，山海关沦陷，石鼓随故宫文物南迁。其后十余年，石鼓辗转多地，部分护送者以命相守，使其得以保全。1958年，石鼓入藏故宫。因历经战乱、迁徙，大部分石鼓伤痕累累。最初十面鼓上共约700字，至今清晰可辨者不足300字，其中一鼓已无字。

　　碑学兴起 昌硕临古

　　石鼓文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石刻文字真迹，一直受到书法家们的重视。清代中期以后，“碑学”思潮冲击着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帖学”。书法家们更聚焦于秦汉乃至更早的金石碑版，从中汲取雄强、质朴、生拙的美学营养。由此，石鼓文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宝物。清代书法家如杨沂孙、吴大澂（chéng）、吴让之等，皆深研石鼓文，各有所得。然而，将石鼓文书法推至个人艺术创造高峰，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清末民初的书画大家——吴昌硕。

　　吴昌硕对石鼓文的临习，贯穿其艺术生涯，他自称“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他的“临”，绝非机械摹形，而是创造性地“意临”。吴昌硕的石鼓文书法，完成了几个关键性的艺术转化：一是形变，拉长结体，增强了字的挺拔感；二是笔融，以深厚的金石学修养和绘画笔意入书，用笔老辣苍茫，线条凝练飞动、浑厚秀逸；三是意出，打破石鼓文章法的绝对匀整，使字大小错落、左右摇曳，注入节奏感和抒情性，使石刻文字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吴昌硕的石鼓文书法，气势恢宏、意韵灵动，开启了海派书法新风。他让石鼓文从学者书斋中的金石标本，转变为后世书家取用不竭的创作灵感源泉。

　　从唐代的发现，到宋代的探寻收藏，再到清代的学术研究与艺术升华，一千多年间，石鼓文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因承载着文字的重量、书法的魅力，它从陈仓山的荒野走进故宫的文化殿堂，在时空中永恒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