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杰华
明代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中举后，参加了嘉靖二十九年、三十二年两次会试，均名落孙山。二次落第之后，海瑞接受谒选，于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被授任福建南平县儒学教谕，十二月二十日到任。他的仕途由此正式开启。
为什么是南平教谕？
明代科举体系中，举人虽具备入仕资格，但晋升路径与任职层级均受严格限制。两次会试落榜后，举人海瑞有以下几条路可选：一是继续参加会试，直至中第入仕；二是接受吏部谒选，出任儒学教官一类低等职官；三是进入国子监备考或等缺；也可选择就此放弃，著书立说或是在非官方学校充任教书先生，即自谋出路。洪武十八年定下的“以会试下第举人俱授学正、教谕”政策，让决定不再参加会试的海瑞只能选择接受“学正、教谕”这样的限定教职。
海瑞出任县学教谕之地是福建南平而非别处，与明代对教官任职地点的限制有关。洪武初年，府、州、县各级儒学始建，地方儒学制度尚未建立完备，教官任职多采取“本地任教”政策。洪武四年后，考虑到回避原则，教官与其他官员任职均采取“南北互调”制。洪武十三年，“南北互调”之法有了更为细致的安排：“以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之人于浙江、江西、湖广、直隶有司用之，浙江、江西、湖广、直隶之人于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有司用之，广西、广东、福建之人亦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有司用之。”自此之后，教官的任用也渐循此例。不过，这种做法在施行后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其一，教官上任路途遥远，由此所带来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成本巨大，且无可避免地导致安全风险高企；其二，南北风土人情差异巨大，语言不通，给教官的正常生活及教学工作的开展带来巨大的麻烦。因此，洪武三十一年，“南北互调”的教官任职地回避制度改为了“就近非本省”任职。
由是，根据嘉靖朝的规定，举人海瑞便只能在广东邻省就职。查万历《延平府志》，统计明代隆庆朝之前（“就近非本省”执行期内）南平县学教谕籍贯，可知25位历代教谕中有7人为广东籍，与浙江籍并列居首。再看万历《琼州府志》中琼山籍举人出任教谕就职地的记载，32人中有7人任福建各学教谕。这两组数据印证了“就近非本省”政策下广东举子赴闽任职的普遍性。海瑞出任南平教谕正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
若仅以客观限制论，海瑞的选择尚显被动，但其家族与福建的历史渊源、其本人“学为圣贤”的人生理想的双重作用，则使这份被动的选择有了主动认同的意味，让“不得不”的选择转变为了“我愿意”的接受。
在海瑞赴任南平前，琼州海氏已与福建形成深厚关联。海瑞伯父海澄成化十一年（1475年）登进士后曾任建宁府建阳县的知县。据《八闽通志》记载，在建阳知县任上，海澄先后主持重建了莒口桥、同文桥、兴文桥、庆祥桥、会通桥、新兴桥、瀛洲桥等，曾为莒口镇云庄书院前二坊分别匾名“世家先哲”“光禄”，还为建阳县公署增建谯楼。由于在建阳任上表现出色，成化十八年，海澄被擢升为四川道监察御史。
成化二十年，海瑞的祖父海宽又到福建，任松溪知县。
建阳、松溪均属明代建宁府管辖，与海瑞任职的延平府南平毗邻，今同属南平市行政区划。由此，海瑞虽无主动选择任职地之权，但福建作为“亲情牵绊之地”，且与海南“语言相近、风土略同”，使其对赴南平任职产生了天然的心理认同。
此外，也与海瑞本人的圣贤理想有关。“学为圣贤”是海瑞自少确立的人生理想，认定科举仅是入仕途径，而非求学终极目标。教谕一职虽为基层教职，却为他提供了“以教践行”的平台——通过培育学子、传播圣道实现“圣贤理想”。
任上的作为与成就
明朝初年，朝廷诏令明确规定了各府、州、县儒学俱设教官，其中每县设有教谕一人、训导两人。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在《敕谕》中明确了教职人员的职责：“天下府、州、县学官总理学事，其训导专教生徒，毋令同署公文，以妨讲授尔。”南平教谕海瑞的职责是总理县学，另有两名训导专教生徒。
针对南平“教弛日久，士风不端”的现状，海瑞上任后便订立学规，尝试从根本上扭转学风：一是以朱熹《白鹿洞五规》为总纲，以朱子弟子辅广总结的《朱子读书六法》为指南，为学子明确治学目标、规范治学路径、确立行为准则；二是摘录“乡原之辨”“孟子不见诸侯”等儒家经典命题引发思辨，“以发其真心，作其浩气”。
在此基础上，海瑞制定《教约》十六条，细化行为规范：针对“虚报年龄、冒名顶籍”问题，要求诸生五日内“从实填报年甲籍贯，更造册籍”；针对“把持衙门、攻讦他人”的陋习，规定“优免讦告等事必由本学申请，否则不贷”；针对作文“抄袭无补”问题，提出“举范文供观摩，违规者加扑戒”，同时确立月考、朔望讲书等制度，并推行分层教学——对“经史稍通者”讲授“边防、水利”等经世之学，由海瑞本人每月亲自策试。这套兼具思想引导与行为约束的教规体系推行后，南平县学“学风为之一振”。
海瑞还作《规士文》，为南平学子阐释“士之责任”：指出襕衫“玉色表德、青色戒奢”，象征“德行为先、朴素守礼”；“四方平定巾”则隐喻“士以安民为任”。他以“百姓见秀才而敛容”的社会现象，强调“士当自重”，批判“造谣诽谤、结党乱纪”等失德行为，呼吁学子“以礼法自律，成浩然之气”。
“教官不拜”是海瑞南平任职期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据《明史·海瑞传》载，时有御史巡按视察学宫，“属吏咸伏谒，瑞独长揖”，直言“台谒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当时两名训导左右跪伏，海瑞居中挺立，形似笔架，故获“海笔架”之称。民国《丘海合集》进一步补充事件细节：海瑞初拒拜郡守诸大夫，遭呵斥“安所得山字笔架来”，遂请致仕；太守醒悟后愧悔挽留，福建学宪朱镇山亦“再三慰留，聘赴正学书院修书”。后巡按御史再至，海瑞仍“长揖不跪”，令分守道惊叹“世有若教官耶”。
此事件并非简单的“抗礼”，而是海瑞教育理念的实践，更是为南平学子树立榜样——他曾在《教约》中要求学子遵守“拜谒之礼”，理当以身作则；他在事后写给朱镇山的《申朱提学道教条》中强调《宪纲》规定“教官生员迎送参谒有定制，盖以作士气”，声明“不拜”的行为是“恪守祖制、维护师道”。最终，其主张获上级认可，所定教规亦通过“公文批示”获得官方认证，其本人也被“交相举荐”出任知县。
海瑞在南平任上，并未将自己困于教谕之“总理学事”职责之中，而是同时将目光投射至地方政务。针对闽中驿递“关文冗杂、疲惫不堪”的问题，向上级建议推行“裁汰冗杂、循序渐进”的驿传治理策略。这一建言既体现了海瑞对民生的关切，也使其“务实变通”的施政风格得以显现。
海瑞的南平实践成效显著，不仅扭转了当地学风，更培育出一批优秀人才。据民国《南平志》载，南平学子林有梧“受海瑞奖荐”，后历任博白县令、姚州太守等职。在任和去职，林有梧始终能“清介自矢，善政具举”，去世时与其恩师一样“囊无长物”；另一位学子黄仁辅，受海瑞影响“以礼法自律”，历任新淦教谕、感恩教谕、国子监助教，任内“复祖宗庠序旧规，不责货于拜见之间”，成为“有口皆碑”的学官。林有梧和黄仁辅的为官风格与海瑞一脉相承，印证了其在南平教育实践的成功。
（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