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意薇

　　2026年央视春晚节目《贺花神》以十二块白玉花佩的次第归位，拼合出时光圆满的中式浪漫。其灵感源自故宫珍藏的清代“白玉十二月令组佩”，背面“梅蕊传香”“杏林吐艳”等题词，镌刻着古人对自然物候的精细体察。“谁是花神”历来并无定论，清代俞樾《十二月花神议》尽显文人风雅，吴友如十二花神画作则可见武将英姿，版本虽异却各呈其美。此番创排依据故宫文物旧制，汇聚林逋、张骞等男花神与息夫人、洛神等女花神，令十二位历史或神话人物同台辉映。玉佩合圆，花神重现，既应四季轮回之时序，亦成“天人合一”之圆满。

　　月令时序与花朝欢歌

　　《淮南子·天文训》载：“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兽草木。”女夷是公认的最早花神，而中国花神文化的根基，则深植于农业文明对时间的独特体悟。岁月不是单向的流逝，而是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圆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周而复始。

　　早在汉代，随着“太初历”的确立，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体系固定下来，使得岁时节日有了稳定的时间框架。古人将自然的节律转化为“月令”，即当月所行之令。在《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等典籍中，“月令”最初是统治者的政令：春天禁止伐木，夏天鼓励农桑，秋天整顿刑狱，冬天休养生息。这种行政管理与自然时间的结合，体现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治国智慧。同时，这套严谨的“月令”体系，悄然融入百姓的生产生活。人们观花信以知时节，顺天时以作农事，在草木荣枯的律动中，校准自己的生命节奏，求得与天地自然的同频共振。

　　“月令”确立了严肃的时序法则，而节期因地而异的花朝节，则以“百花生日”之名，演绎了这套法则下最浪漫的狂欢。在古代，每逢农历二月，江南人家剪红纸挂枝“赏红”，祈愿花木繁盛；邻里互赠“百花糕”共尝春意，更有蒸食“撑腰糕”者，祈求筋骨强健以应农忙。在壮族同胞生活的地区，青年男女对歌抛球，向百花仙子祈求良缘。上至官府劝课农桑，下至百姓踏青惜花，这种从庙堂到江湖的仪式和习俗，让花神文化扎根泥土，化作人与草木“血脉相通”的纽带。

　　一己风骨与家国担当

　　在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里，花是照见本心的审美意趣，也是家国大义的精神图腾。十二位花神以各自的生命姿态，演绎了孤高与热烈、开拓与淡泊等不同境界。

　　正月梅花开在众芳摇落之际，北宋隐士林逋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他笔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的不仅是梅，更是他自己“神清骨冷无由俗”的灵魂。这份高洁不因冬寒而敛藏，更在夏暑中舒展为“水面清圆”的通透。被奉为六月荷花花神的周敦颐，于盛夏碧波中感悟清绝。其文《爱莲说》咏出“出淤泥而不染”的千古绝唱，其人更以“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钱不满百”的安贫乐道，将“中通外直”的君子之风化作表里如一的生命姿态。民间的“观莲节”在六月二十四日如期而至：画舫云集，情侣互赠莲子取“怜子”之意，水面上歌声四起。文士的沉吟与百姓的欢歌在此交汇，共同诠释了中国人对“洁净”的理解：那是一种既能在“淤泥”中守住德行的高洁，也能在烟火里保持情意纯真的生命状态。

　　八月桂花“暗淡轻黄”，桂花花神李清照高吟“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无需浓妆艳抹，独立的灵魂足以冠绝群芳，这是对内在才情的至高推崇。而当时序转入寒冬，山茶花绽放于山岭，“绿丛又放数枝红”。被奉为山茶花神的白居易，一生宦海沉浮却保有“乐天”心性。古人称山茶为“海榴”，他因这冬日“海榴”盛开而醉倒灵隐寺前，留下“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的真趣。这种像山茶一样经冬不凋、在漫长岁月中持续绽放的态度，正是历经沧桑后那份“耐久”的从容。

　　这份从容不再拘泥于时序的早晚，而是化作了内心的自在悠然。九月菊花傲霜，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定格了隐逸的风骨；苏轼谪居海南期间，因见菊花开得晚，竟将十一月当作重阳，吟出“菊花开时即重九”。花信虽有定期，人心却无定法。只要心怀悠然，何处不是东篱？何时不是重阳？

　　一己之襟怀若融入家国的命运，人们眼中的花卉便会变得更为热烈和昂扬。夏秋之际，蜀葵向阳，明代大画家徐渭以一首《黄蜀葵》泼洒出“总有丹心托向谁”的赤诚；石榴红艳，张骞持节十余载，以火红花色化作开辟丝路的精神图腾；芙蓉拒霜，王昭君请行出塞，换来了汉朝与匈奴之间多年“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和平。二月杏花春雨中，陆游独居小楼彻夜难眠，将壮志难酬的苍凉融入易逝春光；三月桃夭灼华，国破忍辱的息夫人对楚文王不语不问，以沉默守护尊严。而吴友如在画作中，将镇寇平患的杨延昭作为桃花花神，又为这抹嫣红增添了刚猛之气。

　　岁月更迭，花卉传递出的那份高洁、赤诚与担当，早已融入国人血脉，化作骨子里的风流气度。千载之下，凝视花神，便是凝视历代中华儿女构建的精神世界——这里有风骨、浪漫、大义、豪情，这里有生生不息的芬芳。

　　人花互喻，拥抱绚烂

　　中国花神文化的真谛，在于从个体的悲欢上升到宇宙的规律，在“四时有序，生生不息”中达成生命的圆融。

　　四月，芍药登场。牡丹与芍药同源形似，古人时常混称：牡丹为木本，亦称“木芍药”，号称“花王”；芍药为草本，位居“花相”。暮春时节，花事阑珊，此二花却雍容华贵，展露出旺盛的生命力。关于四月花神，历代留下了多种注脚。比如，节目《贺花神》以芍药为月令花，奉杨贵妃为花神，配李白《清平调》中“云想衣裳花想容”等名句；俞樾在《十二月花神议》中，主张以诗仙李白为男花神，以寓盛世辉煌、诗酒风流之意；清康熙青花五彩十二花神杯上，则将汉武帝时歌喉婉转、引得“曲庭飞花”的宫人丽娟列为四月牡丹花神。

　　这些身份各异的四月花神，共同指向一种热烈奔放、张扬自信的生命态度。李白一句“名花倾国两相欢”，将人与花融为一体，道尽了盛唐那种雍容华贵、物我两忘的精神气象。当年长安花开，万人空巷、“奔走车马”的狂热，实则是对生命力本身的最高礼赞。然而，绚烂至极，终归平淡。繁华落尽的必然，让人懂得唯有经历过极致的绽放，才能坦然面对凋零。

　　从正月梅花到腊月水仙，十二花神随四时流转，共演一番和谐共生的气象。林逋之孤高、玉环之热烈、张骞之开拓、陶潜之淡泊……人花互喻间，生命本无定式：圆满非在复制彼时彼刻的辉煌，而在顺应天时，于各自节奏里活出独特色彩。正如《贺花神》所唱：“四时成序，共赴韶光。”当十二块玉佩在舞台上方拼合归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复兴，更是今人的精神还乡。迎春之际，花神踏歌而来，以四时荣枯演绎循时而动、从容生长的智慧——心中若修篱种菊，存几分风骨与热爱，便如与花神同行，于岁月长河中自得圆满与芬芳。

　　（作者系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