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玉萍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将五代十国的历史推入大众视野。唐亡之后，中国进入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年代。短短七十余年间，中原五易其主，十国割据一方。动荡离乱的烟尘中，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挣脱唐时的法度森严，迎来蜕变，由“尚法”通往“尚意”之门缓缓开启。书法家们舍弃规绳，开始更多专注于内心的求索与表达，在字行间释放性情，一批名帖应运而生。

　　杨凝式：

　　纵逸云烟 破法寻真

　　唐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篡唐，五代乱世肇始，文运颠沛、礼法陵夷之际，士大夫进退维谷，常在守志与安身之间陷入两难。书法家杨凝式于乱局之中，择佯狂避祸之策，以“杨风（古同疯）子”之名处世。这一称谓，是杨凝式在乱世的韬晦之姿，亦合其在书法创作方面不囿陈规、率性而为的本性。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神仙起居法》卷，是杨凝式传世的代表作之一。《神仙起居法》卷的内容是记录道家养生之术，但笔墨的价值远超文本范畴。若将其置于书法史上观之，该帖的创新性更为卓然：唐代书家恪守规矩，于森严法度内极尽工巧；杨凝式却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突破，下笔时不追求每笔中规中矩，更重情感的自然流露，以性灵驾驭笔墨，开书风之新局。

　　此帖全篇草行相间，笔势龙蛇飞动，布局星斗错落，给人奇崛天成的观感。具体来说，在用笔方面，疾缓相生、跌宕有致，疾时如暴风骤雨破纸而出，缓处似闲庭信步悠然自得；在结体方面，摆脱唐书法度森严的旧轨，字之大小、欹正、疏密对比激烈，视觉冲击力强；帖中空间的处理，堪称绝技：刻意打破汉字固有方块形态，随笔势自由舒展，无拘无束地飞扬。“行”字末笔恣意纵笔，独占两字空间；“处”字敛笔紧缩，与周遭疏朗布白相映成趣。该帖远观纵逸如云卷云舒，细看字字熠熠生辉。

　　杨凝式另一佳作《韭花帖》则是其清雅书风的写照。相较于《神仙起居法》卷的狂放纵逸，《韭花帖》字距和行距疏朗旷逸，格调从容淡远，被后世盛誉为“五代之《兰亭》”。

　　李煜：

　　金错刀锋 笔开新境

　　南唐后主李煜在庙堂政事方面建树平平，却在艺术天地里，尽显绝世才情。他不仅创作了许多经典词作，还在五代书坛留下了独树一帜的印记。

　　其独创的“金错刀”书体，颇具风神：落笔颤掣萦回，线条劲峭如寒松傲霜、秀竹凝雪，遒劲挺拔中藏婉转柔韧之姿。此书体一反中锋行笔的常规技法，以节制有度的笔锋微颤入纸，令线条生出自然生动的韵律，风骨清峻。他还摸索出“撮襟书”之法，弃毛笔不用，卷帛蘸墨挥写大字，笔势苍浑沉雄。

　　虽然李煜的书帖已难寻，但从历代书画作品中，仍可窥见其书法艺术之卓绝风雅。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江行初雪图》（南唐画家赵干绘）的题签，为存世寥寥的李煜真迹之一。十余字的题签，体现了“金错刀”书体的特点：笔锋行转间微颤相生，线条自带波荡节律；转折之处多取圆融之势，绝无生硬圭角；结体疏密错落、开合有度，通篇气韵高华绝俗、清雅出尘。此作以书题画，字不夺画境，画不掩书韵，笔墨与丹青浑然相融，开创了诗、书、画三者合一的新范式。

　　徐铉：

　　玉箸守正 篆脉承光

　　五代时期，书坛处于兵戈扰攘之中，书法艺术却呈现出多元发展、风骨各异的整体特点。电视剧《太平年》中的南唐使臣徐铉，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还是一位书法家。徐铉在书法艺术方面追求篆书的高古之风。作为一位精研古文字的学者，他潜心研习篆书，在楷、行、草书风靡天下的时代，坚持学习古代篆书的技法。这份坚守，藏着他传承文脉的赤诚，也让他在书法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徐铉的篆书代表作《千字文残卷》，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此卷笔法匀净如玉，尽显作者身处乱世而气度从容。此卷以小篆写就，笔力遒健凝练，结体规整严谨，展现了其深湛的古文字功底和笔墨技巧。相较于唐代的碑额、官印、墓志盖等篆书略带繁复装饰性的特点，徐铉直追秦代李斯的篆法，笔法醇正古朴。他的字线条匀称圆润，宛若温润玉箸；字形平衡对称，犹如方正的碑石。这种对古代篆法的推崇，与杨凝式的破局求变、李煜的锐意创新迥然不同。

　　乱世之中 笔墨传薪

　　杨凝式佯狂放达，《神仙起居法》卷笔锋纵逸不羁。他对书法艺术的新诠释，可视为宋代“尚意”书风之萌芽。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的率性宣言，黄庭坚“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的艺术追求，皆可从此帖中觅得源头。《韭花帖》的疏朗布局，绝非简单的空白处

　　理，而是书法空间意识的一次觉醒：将观者目光从单字结构引向整体章法，从笔墨实体走向格局意境。宋代文人画“计白当黑”的美学，亦于此间得见灵感渊源。身逢乱世的杨凝式，以狂狷藏文人傲骨，以笔墨破书法桎梏。纵逸云烟，是其笔势流转的风姿；破法寻真，是其书道求索的本心。他承唐法之筋骨，又破唐法之拘泥，为唐代以后的书法风格递变写下了关键一笔。

　　身为帝王兼文人，李煜创“金错刀”笔法，线条流露其心绪。“撮襟书”之法，尤显其不泥古制、锐意求索的创新精神。然而，李煜在推动书法进步方面更大的功绩在于，他曾敕令徐铉摹刻内府珍藏法书，勒石成《升元帖》。据历代文献记载，此帖刊于南唐升元二年（938年），早于宋代《淳化阁帖》（992年）五十余载，因此被后人称为“历代丛帖之祖”。李煜此举不仅珍存了前朝稀世墨宝，更确立了刻帖传书的范式，为后世书法艺术的延绵繁盛奠定了基础。

　　在书法史的长河中，徐铉的篆书实践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他逆势而上，研习创作，为篆书艺术的发展埋下了种子。他力倡中锋用笔，让线条尽显浑厚朴拙之美，提出的中锋篆法影响深远。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中评价此法：“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这一技法虽是徐铉在研习篆书时提出，却通用于各种字体，也为后世书家重视中锋、追求线条质感埋下了伏笔。徐铉有一个弟弟，名为徐锴。他们二人精研文字学，校注《说文解字》，有力匡正了书坛重形式、轻文字本源的偏颇之风。徐铉以学养滋润笔墨，追求书法古韵，成为推动篆书复兴的代表性人物。

　　五代十国的书法家们于法度之外重性情、在规矩之中求意趣，开辟出重神韵、重自我的书法发展新路径。这种风尚薪火相传，最终在宋代书法家们的笔下，挥洒成一片郁郁葱葱、气象万千的笔墨森林，成就了中国书法史上绚烂夺目的“尚意”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