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新虹

　　去年是陆游诞辰九百周年，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莫砺锋撰写的《陆游十讲》，以雅俗共赏的笔触，选取十个话题，从陆游的生平轨迹、思想脉络、创作历程等多个方面，立体呈现了一位兼具“诗家”与“志士”双重身份的文人形象。

　　儒学是指导陆游积极有为地度过八十五年生涯的人生指南。他出生于一个有着深厚儒学传统的家庭，自幼便刻苦读经，一生以儒家“治国平天下”“致君尧舜上”为终极追求。“六十年间万首诗”的写作生涯，是陆游在儒家诗学观念指导下度过的庄严人生。他的诗歌创作极其重视社会功能、教化功能，也即孔子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忠君即为爱国，忠君亦即爱民，从“事父”到“事君”，陆游用创作实绩对儒家诗学观念进行了生动、全面的阐释，使得他的诗歌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不但为南宋的爱国军民鼓舞士气，而且对千年之后的读者仍有激励作用。

　　生逢国难，自幼受父辈忧国精神的熏陶，陆游二十岁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志愿。无论宦海浮沉，他始终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传统。本书第二讲聚焦其爱国诗人形象，立足南宋偏安的时代背景，从精神传统及思想感情等方面加以评述，高度肯定了陆游及其作品作为精神遗产的重要价值。

　　清人在《唐宋诗醇》中评价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宕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为咏歌，以寄其意。”陆游一生有二十年隐居山阴农村，过着清贫而宁静的书斋生活。他热爱家乡的稽山镜水，又热爱远方的巴山蜀水，即使对沦陷的北方山水，笔下也充满感情。作者围绕陆游的写景诗，从广义的角度展现其诗中自然景物与人文内涵的有机结合，凸显诗作背后浓烈的情感色彩。而耕读生涯与书斋情趣，则从慕陶、学陶的特殊视角来解读陆诗中“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鲜活形象，这种形象既有学者的刻苦和严谨，又不乏诗人的生动和活泼。

　　陆游的人生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少历兵间，晚栖农亩，中间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颇多”。巴蜀之游是最重要的人生经历，他写下的《入蜀记》，于山川风土“非他家行记徒流连风景、记载琐屑者比也”。自四十六岁入蜀至六十五岁被劾罢官的二十年，是陆游诗臻于成熟的关键期。如清人赵翼所言：“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在“诗家三昧”一讲中，作者通过对陆游从戎前后的整个创作过程，进行历史性的辨析，指出“诗家三昧”并非诗歌主题的转变，也非对江西诗派理论的抛弃，而是陆游受南郑军营豪宕生活的激发，领悟到契合自身宏伟抱负与狂放性格的雄奇风格，以及适配的七古诗体。这一论断推翻了以往学界的片面认知，明确了“诗家三昧”的真正内涵。

　　在对陆游诗歌艺术的剖析上，作者展现了深厚的学养与独到的学术眼光。他以杨万里诗、辛弃疾词作为参照物，指出杨从理学家的角度阐释儒家诗论，颇有食古不化的倾向。陆则结合儒学精神与现实需要，多关注社会生活。辛与陆皆为爱国志士，作品主题与风格相似，但由于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的差异，前者多写实，后者多虚构，故又是同中有异，各有千秋。

　　除了家国大义，陆游还是一位天性忠厚、感情真挚的“情圣”。作者对陆游的情感世界进行了细腻的解读，让这位爱国诗人的形象更丰满立体。陆游诗中咏及家人的篇章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儿孙谆谆教诲，尽显长辈对晚辈的期许；二是怀念无辜被休的前妻唐琬，一首“绝等伤心”《钗头凤》不知感动了多少后代读者。此外，陆游笃于友情，与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朱熹等名士交往密切。同时，还与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结下生死不渝的友谊，留下了许多动人诗篇。

　　古人用“风流”一词称誉人物，一指洒脱放逸，风雅潇洒；二指才具超众，杰出不凡。陆游无疑配得上“一代风流”的赞誉。朱熹曾评价“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而陆游本人也有“吴中近事君知否？团扇家家画放翁”的自述，可见其在当时的声望之高。时至今日，陆游已成为名垂青史的千古风流人物，他的事迹，他的作品，跨越九百年仍焕发新生，如春兰秋菊，亘古不绝，令人永远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