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杰华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一月，入仕十四年的琼山人许子伟，由给事中被贬为贵州铜仁府经历。十四年前，他中进士后，先是观政工部，后又以行人身份为恩师海瑞治丧。三年后，他便成为大明王朝的一名给事中，一待便是十一年。十一年间，他弹劾了宁夏之役中惑于招抚、延误战机的三边总督魏学曾；在壬辰倭乱发生前一年便上了《备倭六要》以预警；他还弹劾过滥杀无辜以充人头的两广督臣刘继文、怀私报复同僚的御史陈三策，查过光禄寺寺厨要求过整饬官员考察，请杀过矿税太监程守训。在皇帝几乎不上朝的那十几年间，他的谏言却总能被采纳，奏章很少被“留中”。不过，纵是“名谏”，在万历朝也难以避免成为东林党人高攀龙笔下的“小人”，更无法逃脱当朝给事中们的普遍宿命——被贬。万历二十八年，许子伟因极力主张彻查恶意诋毁、排挤同僚的鸿胪寺卿张栋，被皇帝一怒之下贬去了贵州。

　　抵达任职地铜仁后，许子伟并没有打算久任，而是甫一抵任便写好了辞呈，以回琼养母为由，选择彻底离开官场。朝廷批准的公文由京城传至黔地，已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秋天。

　　问学白鹿洞

　　按明代的旅行路线，由铜仁往琼山，需要从铜仁经麻阳过界行至湖南，先到辰溪，再沿沅水至辰州，随后顺长江而下至武昌；武昌再逆流而上至南昌，进入江西境内，再往广州就便捷得多了；从广州行至雷州，琼州便在海峡对岸了。如此算来，计上途中补给所耗，许子伟大概花上七十天便可回到琼山老家。

　　许子伟算算时间，想想此番南归后怕是再难有北上游历的机会，便决定放慢脚步，把从前不曾看过的风景好好端详。行至南昌，他便入了庐山白鹿洞。

　　白鹿洞本没有洞。只因其藏于庐山脚下，四周皆岭，群秀环侍，形若山洞而得名。不过，在许子伟心里，白鹿洞名副其实：唐时李渤在此牧鹿，编道家《真系》以“洞天”，承道脉；宋时朱熹在此复建书院，揭帖会讲以“洞见天理”，袭道统；再到王守仁白鹿洞开讲，开“心学”，“致良知”“洞悉圣门”。

　　谈及白鹿洞书院，便不得不提许子伟除“名谏”外的另一身份“乡哲”了。单为家乡教育付出这一项，他便是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

　　万历十七年，他为儋州建起许氏义学（后改称丽泽书院）、德义书馆；二十四年，又出资在文昌捐建玉阳书院；二十五年，又在琼山建成敦仁书院。此番造访这号称天下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自然应有取经的动机。

　　白鹿洞书院与许子伟还有一层关系，这就要顺便提到另一位海南人郑廷鹄。

　　郑廷鹄也是琼山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中进士，入仕后曾任吏科、工科给事中，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升为江西提学副使，成了江西教育的首长。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郑廷鹄光临白鹿洞书院，为书院增学田、立教约，并着手启动纂修《白鹿洞志》。此后数年，郑廷鹄便与这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聘洞主，主会讲，成为这座号称天下第一的书院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郑廷鹄青年时曾求学于海瑞的父辈、教书先生海贞范，后来成为海先生的女婿。在郑廷鹄中进士前，海瑞常向他讨教，二人在姻亲之上还多了一层师生关系。如此说来，郑廷鹄算得上是许子伟的“师祖”。

　　1601年，许子伟在洞主何端表的陪同下游览白鹿洞。只见书院前，由郑廷鹄命名的卓尔山，彼时更显“不群”；远处，郑廷鹄笔下“岿然五丈人”的五老峰更是形神兼备；近旁，贯道溪潺潺，穿枕流桥，洗“漱石”，横贯南北，仍是郑廷鹄当年吟咏的情状——“浅水几头竹叶冷，清风亭下茗花香”。

　　缘溪而行，自南向北，枕流桥北便是书院，院前有一“白鹿书院坊”，为李梦阳手迹。过坊行数步，便见棂星门，门后便是书院正门，额上有朱熹手书“敕赐书院”四字。过正门，穿二门，便是书院文庙建筑群，先见礼圣门，门后便是圣殿，入殿便见殿内供有孔子圣像。出殿西行，则见三贤祠，祀有朱熹、李渤、周敦颐。与三贤祠并立又有忠节祠，祀有诸葛孔明与陶渊明。圣殿北侧，则为教学区，有供讲学的明伦堂、文会堂，以及配有床榻的号舍六十间。

　　朱熹VS陆九渊

　　那通著名的《二贤洞教》碑，便立于明伦堂前的庭院之内。这通碑一半是讲义，一半是为这篇讲义作的跋。古碑古朴肃穆，不发一语，但它的背后，却是一场旷世持久且轰轰烈烈的思想角力。这场角力，发端于碑文中的两位主角相会于白鹿洞之前，延续至二人会于白鹿洞时，并持续至今。

　　这两位主角便是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与朱熹。他们的首次相会很意外，竟是缘于一场送别。宋淳熙元年（1174年）夏日，守父丧期满的吕祖谦在老家金华接待了来访的门生陆九渊，二人相谈甚欢，吕祖谦对陆九渊的学问赞赏不已。与陆九渊作别不久，吕祖谦又收到老友朱熹要造访金华并计划同游雁荡山的来信。先见陆，又见朱，如此际遇竟发生在一月之内，吕祖谦自然是满心欢喜。不过遗憾的是，朱熹爽约了。

　　山不来见我，我便去见山。次年，吕祖谦便由金华出发前往建阳，与爽约的朱熹会于寒泉精舍。二人在精舍朝夕相处的十余日里，共同研读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四人的理学著作，并摘其中若干条目汇编成册，题其名为《近思录》，以之为初学者入门之教材。这次相处，让吕祖谦不禁将已名声大噪的陆九渊与朱熹两相比较。此二人虽都以儒学为尊，却理念相异，性格迥然——“元晦（朱熹）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陆九渊）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确实如此，朱熹主张“性即理”，认为治学求道应重格物致知，要借助“外物”探求真理，即“道学问”；陆九渊则主张“心即理”，认为治学应“发明本心”，无需借助外物，只需通过自省唤醒本心即可，即“尊德性”。二人治学目的一致，均为探寻真理，但路径却如此大相径庭。

　　在朱熹为吕祖谦送行的路上，吕祖谦一直在思考：如何调和二人之间的理论分歧、是否有可能将二人的哲学理念予以融合？在将要抵达江西鹅湖寺时，吕祖谦将自己想让二人于此，就各自治学之道展开辩论的想法问询于朱熹。朱熹很痛快地答应了。

　　如此，便有了那场著名的鹅湖之会。那次辩论，吕祖谦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会上，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不欢而散。会后，朱熹批评陆学为“禅学”，陆九渊则指责朱学支离。

　　不过，毕竟朱陆二人皆为大儒，又均尊崇孔孟，理念上的分歧、“鹅湖之辩”导致的不欢而散，并不至于让彼此交恶。果然，二人在此后锦书互寄又铅山再会，虽谈不上关系变得有多融洽，却也渐渐生出相互怜惜之情。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出现在由朱熹主持重修而成的白鹿洞书院内。他的到来，让朱熹很是欣喜。二人携众弟子品茗落星墩、泛舟落星湖，在二月的春光里留下一段令人艳羡的佳话。

　　朱熹问：“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

　　陆九渊答：“宇宙无穷，佳客无数，只是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正是，溪山常在，佳客难逢，闲人更不易得。这一问一答，让二人更是惺惺相惜。

　　二月十二日，陆九渊在书院开讲，所讲为《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陆九渊认为“辨义利”首要在“辨志”，在端正学习的动机。守义也好，逐利也罢，舍利取义也好，见利忘义也罢，其根本在于志向之别。陆九渊对书院学生们说：“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也。”朱熹听完，深感其然，便请将陆九渊之讲义刻制成碑，又在文后题跋称当时之“听者莫不悚然心动”。

　　这便是许子伟当年在明伦堂所见《二贤洞教》碑的前尘往事。

　　如此看来，陆朱二人由为学理念的不同而于鹅湖产生的“不欢”，因治学路径的不同而引发的相互指责，似乎在这白鹿洞逐渐消弭。其实不然，在此之后，“朱陆之辨”逐渐演变为“门户之争”，并由此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角力。曾在白鹿洞书院主讲过的王阳明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由朱转陆，称“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将朱熹排除在道统之外；他说陆九渊“于学问头脑处见得直截分明”“真有以接孟子之传”，转而批评朱学不求理于心而求于外物，是“少头脑”，是支离。正德十三年（1518年），他将《<大学>古本》刊于白鹿洞，并在其亲自撰写的《序》中明确批评朱熹调整《大学》分章、擅为古本补阙的做法割裂了《大学》的原本逻辑，导致圣人本意失真。这是王阳明向朱熹发起的正式挑战，也是“朱陆之辨”的延伸与深化。

　　朱陆殊途同归

　　许子伟站在《二贤洞教》碑前良久，回味着这场自宋至明延宕四百多年的思想角力，陆九渊、朱熹等先贤的身影在他眼前一遍遍闪过，他们相互争辩又相互启发。他自己仿佛也身在其中，一次次被说服，又一次次生发质疑，同时，也让他对“朱陆之辨”有了新的认识。他将所得写成一记，并与洞主何端表商议，出资在文会堂后山新建一“喻义亭”，匾之曰“朱陆同然”。

　　他的观点很快引起了书院诸生的讨论，毕竟这对于持续已百年且愈演愈烈的“朱陆之辨”，实在是有些新奇。于是，许子伟便将记中所写讲与诸生。他说，此番入住白鹿洞，读罢《二贤洞教》碑，忆及朱陆往事，便对“朱陆之辨”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总说陆九渊注重“尊德性”，朱熹注重“道学问”，其门徒党羽也就由此分门别户、相互攻讦；今日读完陆子关于“义利之辨”的讲义与朱子为其所题之跋，我陡然醒悟。仅就“义利之辨”一章而论，朱陆二人皆尊孔孟，皆为道统传人，同源同根，怎会竟成水火对立之势？再看二贤著作，陆子未尝不“道学问”，朱子也未尝不“尊德性”，各有侧重而已；再比较二贤关于“无极”与“太极”的论辩文章，其分歧只在二人于一时对某一章句理解上的偏差而已，最终不都统一到“太极”之上了吗？如此，怎能不说“朱陆同然”？

　　接着，他说到“切己”功夫：读完《二贤洞教》碑，看罢二贤对于“义利”的理解，我其实是有些伤感的。当下风气渐恶，追名逐利的习气已渗入世人肌肤骨髓，与圣人所主张的“喻于义”早已背道而驰；我自己也是如此，从前在朝堂中总难去除功利之心，总不能避免算计得失。如今，入了这白鹿洞，才终于明白，只有离了“利”才能靠近“义”，只有“知返”才不至于白走那段迷途；于是，我告诫自己，也希望与诸位同勉，往后务必要“慎独以修己，絜矩以修人”。

　　与众人聊罢，洞主何端表便请将这《喻义亭朱陆同然说》刊刻为碑，立于将要建成的“喻义亭”内，以供世人论辩。

　　入书院十日，许子伟便启程南归了。他由鄱阳入长江，溯江而上，越过赣州，再由梅关古道入广州至徐闻海安，如此辗转，待回到家时，该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年关了。

　　（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