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晓艺

　　竹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尧舜时代即有娥皇女英泪洒潇湘竹的故事。竹由于其体态修长，成为文人雅士喜悦的植物，是高洁独立的代表。《庄子·秋水》“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中的“练实”即竹子所结的子。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在竹林间清谈，竹不仅是其背景与环境，也是七子孤洁人格的象征，构成天人一体的风景。

　　在佛教进入中国后，竹被赋予了新的哲学意涵。禅宗诸师对“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论述、“落花随水去，修竹引风来”的诗句比比皆是，竹成为“触着便是”、随处指点的指月之“指”，表达佛性遍在，反映“无情有性”说的发展历程，也投射了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历程。但佛教之竹毕竟是以竹喻指佛性，人们见竹不见人，亦非真正见竹，竹是一种空灵之物。

　　宋世以后，道学家们在吸收借鉴释道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将竹纳入实有其物、实有其理的儒家精神世界之中，竹成为平民之竹、日常之竹、含理之竹。我们熟悉朱熹爱教人“格竹”，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评价朱子道学的精神为“洁修”“刚直”“矫激”，亦都是竹的特性，从佛家“修竹引风来”的空灵，转向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君子品格。竹也成为中华君子文化的化身。

　　松竹对照，虽都为经冬傲霜的象征，但联系中又有区别。就汉语文字的象形性而言，“松”有“公”意，而“竹”有“个个”之意，这符合松之高大荫蔽而竹之修长节节的物理之貌，而由此反观朱熹、王阳明“格竹”之意还能获得新的体会。朱子强调工夫的重点在通过格物，看到物物的道体细密处，一物一物格，体会分殊中的天理一贯，体贴物理以正“己”意，最后反观人意，见得天理在心；阳明说“心即理”“致良知”，强调人心本有良知良善之情，只要发显开去，便可直接感知外物、通达天地。阳明有著名的“南镇观花”的说法，“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一己之情发显处直接感知外物，良知使得外物“明白起来”，是花是草是竹均不重要，“物”的“明白”根本是“人”的存在的“明白”。阳明“心外无物”即是象山（陆九渊）“吾心即是宇宙”，只要良知发显开去，指向物便直接达致心体，而不需一物一物“格”去。朱子格竹以“理”的方式分辨形上的物理世界，阳明格竹以“感”的方式直入本体存在的意义世界，理路虽有不同，但都是中华哲理之精髓与民族精神之瑰宝。

　　东坡一生爱竹，贬谪海南期间，也常以竹为伴，借竹的品格自勉。《赠子由弟・紫竹》诗“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竹影斜。坐客无毡醉不知，先生独爱青琅玕”，直接抒发对竹的偏爱，直抒逆境中的从容与坚守。《竹枝词二首・其二》“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勾勒出乡村竹篱的朴素模样，与野桃、溪柳相映，自成一派安贫乐道、豁达乐观的心境。《种竹》残句“我昔少年时，种竹满庭隅。如今海南住，种竹亦不殊”，直白真挚，无论身处何地，对竹的喜爱始终未变，正是东坡坚守本心的精神写照。

　　从先秦“潇湘泪洒”的纤弱气，到佛教“青青翠竹”的法性身，再到文人苏东坡的“竹杖芒鞋”，任平生烟雨，以及郑板桥的“立根破岩”，任八方之风，竹的顽强而潇洒，在生活中自得其乐的形象，也成为士子、官吏体察民间疾苦、表达孺慕之情的象征。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的这首画竹诗，意在阐明无论官职大小，为官一任，便要造福一方，将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据《清史稿》记载，郑板桥在潍县任职的七年中，有五年都曾发生旱灾、蝗灾或水灾，民生凋敝，哀鸿遍野。他一面向朝廷据实禀报，请求赈济；一面又以工代赈，兴修城池道路，招引远近饥民赴工就食。《论语》中孔子曾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不在官职“些小”，而在情怀之大。郑板桥官位虽然不高，后世所熟悉的也是作为画家的郑板桥，但其体恤民间冷暖之心，天地可鉴，时人可知。

　　（作者系哲学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