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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怀楠——
用脚板追问大地的人
  陈怀楠近照。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小岗 摄

  陈怀楠当年在胶林里的工作照。

  受访者 供图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钰

  1963年9月2日的夜晚,大卡车赶着夜路,碾过滚滚尘埃。24岁的陈怀楠坐在车里,头顶是海南夏夜闪烁的星空。

  彼时,这位福建小伙从原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热带作物栽培专业毕业,和同学们一起从那大来到海口。在海口的招待所里,连行李都没来得及安置好,就被原文昌育种站的工作人员“截”走了。

  陈怀楠甚至没来得及跟同学们道别,便跳上那辆装满花生种的卡车,一路颠簸着前往海南岛东北角。他不知道,在仓促间踏入的,是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追问之旅。

  单车碾过的红土

  63年前的那个夜晚,在陈怀楠的记忆里,始终带着花生壳的涩味和红泥的黏腻。

  夜色渐浓,陈怀楠匆匆坐上前往原文昌育种站的卡车。车上装满了花生种,花生根茎上沾上不少红泥土。车行半路,路过的村庄响起唱戏声,同伴下车听戏。

  陈怀楠听不懂,索性在车里守着满车花生种。他躺在麻袋上,汗水混着红泥把头发粘成了硬壳,耳畔是蛐蛐的叫唤和远处隐约的锣鼓和戏腔。

  下半夜,一行人终于到达。陈怀楠到育种站周边的河流里洗澡,冲去一身泥泞,匆忙回到宿舍休息。他倒头睡下,没多久就被人叫了起来——台风要来了,得开会部署。当时,他被分配到育种站四队当技术员。

  9月6日晚上,陈怀楠到岗才3天,台风来了。那一夜,他睡到半夜被兜头浇了一脸冷水,猛地坐起来,听了一夜的风呼雨啸。

  第二天,陈怀楠来不及休息,一脚泥一脚水地跑遍四队所有地段,回来汇报时,硬是把四队每一处地段的橡胶品种、倒伏株数说得清清楚楚。

  领导当场表扬:“小陈刚来报到,工作做得扎实。”从此,文昌育种站的人都知道,这位新来的福建小伙子,头脑清楚,做事仔细,靠得住。

  在四队扎扎实实蹲了半年后,他调回育种科,职责很关键:从优良无性系母株上采集芽条,增殖后分发给各农场,农场再芽接扩繁,一棒接一棒。

  文昌育种站的服务范围横跨原东红、红光、红华等农场,覆盖海南岛东北角绵延的红土地带。

  陈怀楠的“坐骑”是一辆半新不旧的单车,链条叮当响,后座绑着水壶和干粮袋。他骑着车,一个一个农场跑,一个苗圃一个苗圃地转,顶着日头蹲在田垄间,一行一行地检查新种的胶苗。

  那时,推广无性系芽接苗,产量比实生苗翻了好几倍。但如果芽接苗没成活,砧木却冒了芽,长出来的就成了“假苗”——砧木苗。品种不纯,干胶产量大打折扣。

  所以,陈怀楠的活儿不止于供苗——待新苗长出三蓬叶后,他得一株一株地翻看叶片形状,替品种“验明正身”。如有长错了的砧木苗,他便一脚踩掉,“绝对不能留着”。

  起初农场工人还挺心疼,但听完解释后,都心服口服。“虽然我们当时很年轻,但在农场还是很有‘权威’的。”陈怀楠说。

  胡椒架下的探索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技工作的春天来了。1979年,文昌育种站更名为海南农垦橡胶研究所。

  陈怀楠留守下来,他的案头堆着一摞泛黄的对比试验记录,纸边卷了毛,数据爬满了每一页——那是几代技术员用脚底板踩出来的家底。

  橡胶选育种周期漫长。橡胶树从定植到开割通常需要七八年,而要筛选出一个稳定的优良无性系,需要经过初级、中级、高级三级系比试验,前前后后二三十年。

  “就像比身高一样,先从每支队伍里选出个头最高的,再把他们放到一起反复比较,最终选出个头最高的。”

  没钱搞正规的区域试验。陈怀楠梳理历年积累的试验材料时发现,好几个品系表现突出,若按部就班走完三级筛选,耗时过于漫长。

  他忽然有了思路——将初级系比中表现优异的品种直接“跳级”进行高级系比试验,并同步在多个农场开展多点适应性试种。

  原本三十多年才能选出的品种,有的只用十年八年就选出来了。团队先后筛选出大规模推广级品种3个、中规模推广级品种7个、小规模推广级品种10个,文昌217、文昌193等优良品系尤为突出,为海南橡胶良种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撑。

  更大的冒险在田埂那头等着他。改革开放后,国际橡胶市场格局变化,国产胶价被进口胶压得抬不起头。

  “不能只盯着橡胶产业,应该因地制宜,种植一些更有经济效益的作物。”陈怀楠召集所里40多名技术骨干,分头外出调研,了解什么作物最适种、最有市场前景,最后提出:大力发展胡椒产业。

  反对声接连而来——“胡椒瘟”怎么办,台风年年威胁,大家认为风险太大。陈怀楠态度坚定:“只要我们工作做到位,一定能把胡椒种好。”

  团队马上忙起来,有人蹲在田里摸土壤的脾性,有人钻进苗圃挑无病的种苗,有人抬头研究防风林的走向……

  胡椒终于下了地,藤蔓一寸一寸往上攀,可到田间一数,果没结几粒。换了几套方案,胡椒像跟人赌气,光长叶子不结果。

  转机来自一次意外。1989年,陈怀楠听说某个农场场长搬家前往院里的六棵胡椒上喷了乙烯利,想“药死”了事,谁知第二年那几棵胡椒挂满了果。他闻讯赶去,蹲在树下问了半天。回来后带着团队调配不同浓度的乙烯利,一遍一遍地喷,一株一株地记。反复试下来,关键技术终于被摸透了。

  1990年,研究所1000多亩胡椒像商量好了一样,齐齐挂果。其中100亩示范田,亩产整整1000斤。胡椒不但撑起了研究所的家底,还带动周边农户增收,给垦区的多元经营蹚出了一条路。

  良种良法落地生根

  1991年2月,陈怀楠调任原海南省农垦总局科技处处长,彼时,垦区荔枝种植热潮初起,品种混杂、管理粗放,不少职工种下三年不见挂果,便一砍了之。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没有急于推广某个品种,而是先做了一件事——培训。

  一次荔枝学术会议上,他与福建农学院一位教授结识,当场敲定了合作:为海南农垦办一个全脱产的荔枝种植培训班。垦区从各农场挑选了11名技术骨干送往福建,培训4个月。他们结业后回到各自单位,第一件事就是建起荔枝试验基地。

  他又趁热打铁,请教授来海南再办一期培训班。“技术推广通常从人员培训起步,继而建立试验示范点,及时跟踪并总结实践经验,最终将适种的品种和栽培技术进行全面推广。”他说。

  随着一批批技术骨干成长,垦区荔枝种植技术迅速普及,产业兴起。此后,通过结构调整、科技投入与制度创新,海南农垦初步构建起多元化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体系。

  与此同时,他推动营养诊断配方施肥,建起测试站,为各农场调配专用肥。有一回农场买到问题肥料,他带人检测后索赔成功,分文不让。

  1994年,陈怀楠成为我国首批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2000年,他退休后,人可没闲着——帮原海南省农垦总局编《海南农垦科技》杂志,一编又是12年。算下来,他在海南农垦整整泡了半个世纪。

  今年87岁的陈怀楠讲起那些滚烫的往事,语气平和,云淡风轻得像在唠家常。“要说苦,那个年代是真苦。”他说,“不过大家都苦,个人也就不觉得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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