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日军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中国驻军奋起反抗，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这一年，我刚好10岁。时间虽然已经过去65年，我也成了一位耄耋老人，垂垂老矣。但当年的非常情景仍记忆犹新。 　　记得我小学毕业，跨进中学大门时，正是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江河破碎的最最艰难的岁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了省城杭州后，很快我的故乡金华、龙游相继陷落。我们的学校只能搬迁到离县城很远的偏僻农村去上课，日寇随时都可能下乡来扫荡，形势十分险恶。当时的办学条件十分艰难，生活异常艰苦。虽然我们正处在成长期，需要足够的营养，但在非常时期，温饱难求，还谈什么营养。记得当年我们每天一稀二干，不是素菜，就是萝卜，豆腐渣，能吃上一顿豆腐就算改善生活了。记得每星期四午餐能开一次荤，这对同学们来说，就像过节一样快乐。抗战时期的学校生活处于半军事状态，就是吃饭也有严格的纪律，不准迟来早到，必须秩序井然排队进入食堂。八人一桌，由值班同学一声令下，全体同学开始用餐。时间一到，又是一声令下，全体同学一齐放下碗筷。 　　当年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困难，真是一言难尽，就以当时我们的夜自修课来说，不要说电灯，就是现在早已进入博物馆的煤油灯也用不上，那是当年富贵人家才拥有的灯具。一般老百姓、包括我们夜自修，只能用以灯草引燃的桐油灯，九个同学一组，围坐在一盏桐油灯微弱的灯光下。有时做作业，书本薄子挤作一团，手碰手，脚碰脚，身处那样艰难的学习条件，同学们谁也没有怨言。第二天一早起床，同学们的鼻孔都被桐油灯熏得墨黑，彼此相见时，真是哭笑不得，调皮的同学还会做个鬼脸以解嘲。 　　我至今还难以忘怀的是，当年同学们在炮声隆隆不绝、敌机经常骚扰的情景下坚持读书、照常上课的经历。在一段时间里，敌机几乎天天空袭不断，学校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的学业，不影响学校的教学进度，想出了一个两全之计来，敌机来时，马上发出空袭警报，同学们即以班级为单位，由年长体健的同学背上一块黑板，在老师带领下秩序井然地疏散到指定的树林里隐蔽起来。头顶上敌机隆隆作响，树林里则琅琅读书声不辍。这就是抗战时期的读书生活。虽然这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读书生涯早已成为历史，但每当我想起65年前的这段往事时，心头不禁会涌起一阵激情和自豪！ 　　八年抗战，摧我成长，抗战八年，摧我成熟！那时的我，虽然还是一个幼童，一个中学生，但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危难时刻，我们照样责无旁贷，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运用各种形式，鼓励民众，宣传抗日，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的洪流中去。当时学校成立了一个抗敌剧团，我成了这个剧团的积极分子。这个剧团成立后，曾演出多部抗日活报剧外，还演出了两部大型话剧和一新歌剧。我在三部话剧歌剧中都担任了重要角色。 　　记得当年我们的抗敌剧团走出校门，到各地巡回演出，鼓舞民众，宣传抗日。话剧《杏花春雨江南》写的是抗日战争进入最后关头，沦陷区的广大同胞，呻吟在敌人的铁蹄下，受到苦难和煎熬，但仍坚持着斗争。《杏》剧的编剧就是著名戏剧家于伶同志，解放后他一直在上海担任文化界的领导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还当选为我所在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我曾和他提起当年我在学生时我曾演出《杏》剧的往事，他显得十分高兴，并和我谈到当年他创作这部话剧的一些往事。 　　歌剧《农村曲》写的是农妇王大嫂耳闻目睹日本鬼子的种种暴行之后，送子参军，杀敌报国的故事。我在剧中扮演男主角王大哥，女主角王大嫂由一位女同学担任。这位女同学为了抗日，她一反生活中矜持、内向和寡言的性格，竟也“抛头露面”走上舞台，由此可见同学们当年抗日热情之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