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石川 　　那把小刀本来是用来割香肠的，2009年5月16日，33岁的小贩夏俊峰用它刺死城管中队长申凯和队员张旭东。2009年11月1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夏俊峰死刑，夏不服提起上诉，现在仍在等待二审开庭。(5月9日《南方都市报》) 　　表面看，这起悲剧有其独特的个性色彩，但放在虽不长却复杂的城管史中，这又是多么让人熟悉的血案场景？比如，该案与2006年北京无证摊贩崔英杰刺死海淀区城管副队长李志强一案，极其相似：相同的原因，相同的情节，相同的结果，甚至连凶器都相同———都是香肠刀！不同的是，崔英杰最终被判死缓。再往前追溯，死于非命的并非仅有申凯、张旭东、李志强区区几名城管人员，冲冠一怒、挥刀相向的也绝非仅有夏俊锋、崔英杰等几名摊贩。当然，悲剧的情节不只是摊贩刺死城管队员，还包括城管队员打死摊贩。 　　悲剧一起又一起，令人错愕而黯然，原因究竟在哪？在沈阳市沈河区当了24年人大代表的中科院教授冯有为感叹，“他们都是制度的牺牲品”，这是执法者权力无限度扩张，老百姓的权利却没有得到保障的失衡下的恶果。诚哉斯言！ 　　说是制度牺牲品，并非虚妄之谈。毋庸回避的是，当前，城管存在“一重一大”现象：一重，即承担的任务繁重，城管动不动就被推到一线，大大小小许多事情都交给城管；一大，即手中的权力多，城管到底有多少权力，又有多大自由裁量权？很难说得清，有人粗略统计，城管的执法覆盖13个领域：市容、环卫、城市规划等，拥有三百多项职权，有城管队员甚至自称，只要没人管的事儿民众就会找城管。一方面是任务重，另一方面权力大，这是城管气势汹汹、怒向摊贩的主要原因。 　　很显然，权力如果缺乏有效制约，必然伤及合法权利。权力越多，权力的触角越容易旁逸斜出，就越容易危害民众。因此可以说，当前诸多因城管执法引发的悲剧，往往是源于体制积弊，诚如学者所言，如果不能从根本上、体制上解决问题，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城管要么暴力执法，要么不作为。在当前语境中，取消城管，或者让城管不作为，可能不太现实，惟一可行的路径就是约束城管权力，从制度上保证城管执法时“循规蹈矩”，保持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