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李 宁 　　7月17日，杨绛先生百岁寿辰。这位世纪老人，保持了她一以贯之的低调———谢绝媒体采访和庆祝仪式，亲友只要“在家替我吃一碗寿面就好了”。然而媒体和大众依然保持了足够的热情———专题遍布大小报刊、杂志和网站，微博上热情的祝福涌动，使这位最不喜热闹百岁老人的名字成为了最热门的词汇。 　　纵观杨绛先生百岁历程，她的家世、爱情、著作、品格等，都变得稀有而不可得。我们在先生百岁诞辰的时候，回顾她的人生，是愿她朴素清澈的光辉，洒满更多尘世的道路。 　　家世 　　杨绛先生祖籍江苏无锡。江南素来多才俊，无锡更是人杰地灵之地。先生的父亲杨荫杭，是民国著名的法政学家。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书香门第，1907年在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后赴美留学，1910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1911年辛亥革命后，经张骞推荐，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杨荫杭主张司法独立，1917年5月调查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购车舞弊案时，曾传讯交通总长许世英，轰动一时。 　　杨荫杭性情狷介，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杨荫杭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他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上海沦陷时期，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 　　杨荫杭留学日美，勤奋好学，杨绛在访谈中说到“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 　　值得一提的还有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在民国教育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她从兄留学日美，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1924年起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虽因一些政策与鲁迅等师生发生争执，但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保护妇女而遭日军枪杀。 　　这样的家世对杨绛性格、学问、人品的影响都产生深远影响。 　　爱情 　　杨绛与钱锺书的爱情最为人津津乐道。这对文坛贤伉俪，自从1935年在清华牵手，到后来留学英法，归国蛰居上海，1949年后定居北京，乃至下放干校，都不离不弃。直至钱锺书离开人世。 　　民国时期的大师，既有学问才情，感情上也多故事。比如梁思成、林徽因与金岳霖。林徽因苦恼于同时爱上两人，语与梁思成。梁深思一宿，告诉林可自由选择。金岳霖得知此事，深感梁思成真爱林徽因，故主动退出。而三人依旧是很好的朋友。这份友谊维系三人一生。学问人品风骨都让后人慨叹。 　　杨绛与钱锺书一直恩爱，但初识时还经历一段曲折。1932年杨绛与同学孙令衔自燕京大学去清华访友，杨绛看望老友蒋恩钿，孙令衔则探访表兄钱锺书。钱锺书送孙回去时，在工字厅，钱杨二人有了第一次见面，孙令衔简单介绍，杨绛打了招呼，便同孙一起返回燕大。彼此并未多讲话，却是一见钟情。而孙令衔却告诉表兄，杨绛已有男朋友，又告诉杨绛，表兄已订婚。然钱锺书是打定主意要问个清楚，又约了杨绛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则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开始了六十年相濡以沫的爱情。 　　孙口中的男朋友不是别人，正是后来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他结识杨绛更早，因此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其男朋友。费问杨可否做朋友，杨绛则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费虽然失望，却也只能接受。 　　1979年，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美，钱锺书和费孝通皆为团员，连住宿也在一个房间。钱锺书不寄家信，留日记以待面交杨绛。费孝通则主动送他邮票，鼓励他寄信。钱锺书觉得好笑，借《围城》赵辛湄和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 　　然而杨绛则自有分寸。既是朋友，则绝不允许逾矩。钱锺书去世后，费孝通去看望杨绛，杨绛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这就等于谢绝了他的访问。相似的情形，她处理的方式和林徽因截然不同。 　　关于两人相濡以沫的爱情，在《我们仨》《干校六记》中等有详细的记录。 　　著作 　　杨绛先生著作主要有译注、散文、小说、剧本及学术著作等。 　　译注方面，最为人称道的，要属《堂吉诃德》。她早年留学英法，并不通西班牙文。1958年社科院文学所将翻译的任务交给她。在比较了众多译本后，她决定自学西班牙文，从原文翻译。两年后，她开始了翻译。而当1965年第一部翻译出来时，她已54岁。 　　文革期间杨绛并未中断翻译而是继续工作。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1月，《堂吉诃德》第二部定稿，次年4月出版。6月西班牙国王访华，杨绛受邀参加国宴，邓小平将杨绛译著作为国礼赠予国王。1986年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而杨译《堂吉诃德》至今都被公认为最佳译本，累计发行近百万册。 　　她最擅长的文体是散文。更令人惊奇的是，她的创作高峰是在晚年。《干校六记》是代表作。杨绛从衣食住行等琐事入手，反映了高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在干校的劳动生活。“文革”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但在杨绛笔下，没有愤愤不平的抱怨，而是淡雅细腻，诙谐幽默。可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她92岁写作《我们仨》，回忆与钱锺书、女儿钱媛的生活，仍然保持了这一贯的风格。虽然丈夫、女儿先自己而去，但并未有大悲。一切已然淡然，如同亲人仍在左右。四年后，她以96岁高龄，写出《走到人生边上》，对生死、人性、灵魂等问题做终极追问，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入手，而是将个人经验娓娓道来。年近一百，仍能保持积极的思考，令人肃然。 　　杨绛的剧作现在被谈论的很少，但却最早给她带来名声。今天钱锺书的学问名气广为人知，或许别人会介绍她为“钱锺书的夫人”，但早年钱锺书往往被介绍为“杨绛的丈夫”。19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杨绛夫妇常与戏剧家石华父、李健吾等人聚会。杨绛在他们的鼓励下创作剧本《称心如意》，在上海公演后引起轰动。后又创作《弄真成假》，影响更是巨大。钱锺书正是看了妻子的话剧，才萌发创作《围城》的念头。近年来这两部话剧在上海北京重演，反响热烈。 　　品格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这是杨绛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是她最喜欢的一首，也完全可以看作她对自己心理的写照。不属于她自己的，不争，甚至连本来应该属于她的，她也不争。 　　不争，也就是要忍。她这样解释低调含忍的理由“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这样的含忍，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了“反右”、“文革”那些不堪的岁月。与含忍相伴的，还有对人性和文化的信仰。 　　她同时也是有气节的人，1949年，别人劝他们离开大陆去美国，杨绛拒绝。她这样解释：“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这样的回答掷地有声，比之于今天某些在中国生长却拿了外国护照，继续赚中国人钱的演员，杨绛先生清瘦的形象更显高大。 　　杨绛至今仍住水泥地板的老房子里，用的也都是几十年的旧家具，却在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鼓励那些家境贫寒的学子。这笔基金已近千万元。 　　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我们谈论杨绛，如同在黑暗中发现一盏照亮前途的明灯。杨绛的家世、爱情、著作、品格等变得稀有而不可得。自足者自足，或者说清者自清，所以她不需要这俗世的热闹，宁愿闭门享受自己的清净。我们在先生百岁诞辰的时候，回顾她的人生。更重要的则是把这种怀念和回顾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资源，让她朴素清澈的光辉，洒满更多尘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