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大海的情结历来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们沉醉于600年前郑和七次奉使西洋的恢弘气势，开创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航运的壮举，把一个东方古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呈现给世界；但另一方面，郑和航海给中国人带来的荣光如流星闪现，转瞬即逝。明清两朝推行数百年的“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令中国人曾经拥有绝对海上优势荡然无存。 　　即便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远离海洋的现状依然没有多大改观。历史上的短视继续支付着的现实代价。 　　澳籍华人、自称为非职业历史拓荒者的雪珥先生，在新近出版的《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一书中，钩沉了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边民向海洋开拓的历史。早在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人便凭借着领先于世界的造船航海技术，将中国的海疆，从日本海一直伸展到马六甲乃至印度洋。他们本足以遏制西方的殖民东扩，让龙旗飘扬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可明清两朝却将沿海边民逼下大海，成为“海盗”。中国人走向深蓝的历史机遇，一次又一次地被固守土地的专制王朝扼杀了。同样，被抹杀的是那些在海上开疆辟土的勇士们。雪珥这本书，既是为这些所谓的“海盗”们做的一曲挽歌，更是对明清两代放弃海洋的深刻反思。 　　雪珥在书中叙述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边民是如何沦为“海盗”的历程。我国东南沿海人多地少，难于单纯依赖农业为生，沿海边民还从事海上贸易和渔业。从朱元璋开始的严厉海禁，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朱元璋认为一切海外贸易，导致沿海民众经常出洋，是破坏大明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这种一刀切的禁令，以牺牲沿海民生为代价。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的沿海边民，突然被“政策性下岗”，原来的渔业、商业被“紧急关停”，政府又难以解决再就业安置问题，这就逼迫沿海民众另谋生计。而此时，“海禁”又导致国际市场上中国的丝绸、茶叶骤然紧缺，价格猛涨，中国国内商人们为求自保，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拿起枪杆子组成海上武装集团，中国沿海的边民，迫于生计而沦为“海盗”，并向东南亚拓殖。从明初的陈祖义，到沦为“倭寇”的王直，再到闽南郑芝龙、郑成功家族，从日本海到印度洋广阔的洋面上，都活跃着中国闽粤人的身影。 　　雪珥在书中指出，在欧洲历史上，海盗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卑贱、黑暗反面角色，倒是经常伴随着罗滨汉式的侠客、哥伦布式的开拓者的光环。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海盗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雪珥说，“英国人并不用Pirate（海盗）来形容德雷克，而是另一个与Pirate很相似的单词—Privateer（私掠）。Pirate（海盗）与Privateer（私掠）的区别在于，后者持有国家颁发的劫掠许可证———私掠船，实际上就是官方授予的“海上民兵”，是一国海上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国，“海盗”被制度性地纳入了英国海权的拓展之中，海盗、海商、海军的“三位一体”，令曾经羸弱、贫困得无法供养一支正规海军的大英帝国，迅速成为一个“日不落帝国”。难怪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无比自豪地说：“北美和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和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西印度群岛；我们洋洋得意、充满信心，极为愉快地注视着帝国的威风”。 　　雪珥曾兼任着悉尼当地一家中文报纸的编辑。他曾经把那张郑和“宝船”与哥伦布首次环球航行时的旗舰的对比图，放上了该报的头版头条，那高达30多倍的巨大反差，令哥伦布的旗舰看起来就像是个澡盆中的玩具。但这个澡盆中的玩具，却最终赢得了世界，而那伟岸的郑和舰队，却成了历史澡盆中的一个渺小的玩具。尽管历史没有假设，但仍能激起有识之士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更大的文化与制度方面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