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有关水安全的新闻，成为4月27日的热门话题：一是，据报道在全国4500座水厂中，超过3500座不具备水质日检能力。一位不愿意披露姓名的学者称，全国水源地水质情况是个国家机密。二是，江苏淮安市一居民向环保局长下跪，请求尽快治理当地河流污染问题。

　　近段时间兰州、武汉等城市相继曝出市政自来水污染物超标事件，再看到大多数水厂检测“无能”的消息，黎民百姓心中难免“波澜再起”，水源地水质情况若真是再捂盖子、拒绝公开，只能意味着对公民知情权、环境权、监督权的蔑视。淮安市民的一跪，在水污染触目惊心的状况之外，还折射着公民环境权益的卑微，折射着环境权益保障缺少刚性的机制支撑。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质安全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健康、安全与幸福。若不能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切实进行水源保护、治理水环境污染，水安全“最危险的时候”降临可能不是杞人忧天。

　　相形之下，海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总体优良的水质状况愈加凸显。最新环境质量公报显示，全省18个市县县级以上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优良，94.2%的监测河段和所有监测湖库水质均符合或优于国家地表水Ⅲ类标准。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海南百姓环境权益的“基准线”就比国内不少地方天然高了一截。但我们的现实选择，不是躺着吃环境的老本，而是倍加爱护，悉心呵护，避免滑入“先污染后治理”的泥潭。

　　围绕水污染与水安全的无数纠葛，一方牵着百姓切身利益、民生诉求，一方连着政府执政理念、社会责任，一方还与全国性的污染背景、与“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思路相通。扭转当前全国水污染治理失软的局面，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环保在政府治理中的地位，让其成为政府的“显绩”。一方面，提高环保实绩在政绩考核中的比重，并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增强地方治污的压力与动力，强化污染的源头治理，加大对治污基础设施的投入。另一方面，创造条件发挥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作用。随着环保法修订通过，公益诉讼已经放开，应加快立法配套，打通实践通道，形成环境权益的钳制机制。

　　治理污染，需要自上而下，也需要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治理中，当前要务是让地方环保机关摆脱“软骨病”，让其有所作为。而“自下而上”的治理中，更是要补足公民的话语权，提升公民意见的分量、比重，让公民权利能够有效影响环境保护的运行生态。毕竟，河流治污不力，该下跪的，本不该是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