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的书面文学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可以说，其散文也像小说那样锐不可当地崭露头角，王海最早以《酒到醉时歌更多》、《爸爸和酒》等散文佳作牵头登陆《五指山文艺》，王艺紧步跟随，在中国少数民族最高文学刊物《民族文学》唱出响亮的《洗衣歌》，符玉珍以《年饭》率先荣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自此以后，它像一股潮流似的变得愈发痴情和激进，一路崎岖坎坷却也一路如歌行板地走到了今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黎族的散文作家走的是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否定自我、重塑自我、超越自我的艰难成长之路，不断透视出精心耕作和捻断三根须的苦吟精神，也弥漫着一种苦难的思辨的哲学意味。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或许是用力不当，或许是弹力不足，他们大多数人的情感量度所转化而成的最终成果，还是缺乏作为时代思想所需要的穿透力和超越力，缺乏那种怀有大悲悯大忧患大使命感——不惜牺牲一切世俗代价的大文学殉道者。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文学能量的转化不一定达到预期的理想目的，文学情感的营造存在着难于跨界和突围的艰涩。

　　黎族作家的散文无不贴近母体的富有心灵真实色彩的抒写。这种抒写总是反映出作家对传统人伦亲情的渴求珍重，及其对家园的眷恋与神往。这主要表现在无论是意境营造还是主题展现，都与传统文化心理经验在内蕴上表现出某种一致性，因此，他们的作品里蕴涵着丰富的黎族文化、民俗、风情、物产等诸多地域文化特色，并以此作为物化审美、生态伦理、情感寄托，表述了真实而深沉的民族情感，使得文化之乡情达到探寻人类精神原乡的高度和深度。

　　诚然，黎族作家的散文还有不足之处，最主要的是缺乏一种直逼灵魂的情感深度抒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