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3日，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Guenter Grass）在德国城市吕贝克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87岁。格拉斯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最终在1999年10月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一生，经历过德国最黑暗的岁月，也经历过从废墟中涅槃的振奋，德国的历史在他作品中刻下深刻的印记。除了在文学界享有盛名，格拉斯还活跃在战后德国的政治舞台上：他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坚决反对北约在德国的土地上部署核武器。两德统一后，格拉斯更致力于反对逐渐滋生的仇外主义和新纳粹黑暗势力。他活着的时候，一直是德国良心的化身，被誉为“德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而他的逝世，显然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2015年4月13日，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Guenter Grass）在德国城市吕贝克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87岁。格拉斯在德国一直备受争议：他的《猫与鼠》叙述了纳粹统治时期，一个少年受法西斯英雄崇拜宣传的毒害走向毁灭的故事；《狗年月》描绘了一幅从希特勒上台前夕到战后初期德国历史的画卷。格拉斯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时曾说，这两部小说连同《铁皮鼓》，在德国引起反感、愤怒甚至仇恨，他成了一个受争议的人。在2006年出版的自传回忆录《剥洋葱》中，格拉斯第一次披露了他隐藏了60年的秘密：1945年他15岁时加入了“党卫军”。但在纽伦堡审判时，他还不以为罪，原因是他未开一枪。德国批评家顾彬曾为格拉斯参加“党卫军”一事辩护。
作品揭示历史被遗忘的另一面
格拉斯于1927年生于当时的德、波“飞地”——但泽（今属波兰，改名格但斯克）。父亲为德国人，母亲为波兰血统，夫妇操持一家小商店。格拉斯1944年中学未读完即征召入伍，翌年受伤被俘。1946年获释。头几年先后在农场、矿山、爵士乐团、石刻厂等地挣钱糊口。1949至1953年曾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和西柏林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雕塑与绘画，并练习写作。1956年起专事创作，成为战后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四七社”成员。开始阶段以诗歌登上文坛，戏剧、小说同时并进，曾写出剧本《还有十分钟抵达布法罗》（1954）、《洪水》（1957）、《叔叔，叔叔》（1958）、《恶厨师》（1961）、《平民试验起义》（1966）、《在这之前》（1969）等，它们多半以荒诞手法写成。同时出版第一部诗集《风信鸡的长处》（1956）、《三角轨道》（1960）等。
格拉斯多才多艺，写过多种体裁，造型艺术（绘画、版画、雕刻等）亦上档次，这为他后来担任柏林艺术科学院院长准备了条件。但他写得最多、成就最卓著的是小说，尤其是早期创作的长篇小说《铁皮鼓》（1959），不仅是他迄今为止的主要代表作，而且也是当代德语文学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杰作，也是奇作。几年后写出的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狗岁月》（1963），表面上看，人物和情节都互不相干，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是一致的，即都着意在清算19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纳粹势力的崛起、罪恶及其在战后的“后遗症”，尖锐批评和讽刺德国现实的种种弊端，而且故事背景都发生在但泽地区，故作者将它们称为“但泽三部曲”。
事实上，身处动荡的国家形势和社会格局里，某些关于时代、历史、人性的东西，成为了格拉斯一生书写的主题。他的小说既继承了传统的叙述方式，又用梦幻、怪异、荒诞等艺术技巧描绘历史和现实，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是畸形人或拟人化的动物，从而使小说构思奇诡，情节怪诞，探讨的问题比较隐晦深刻。换言之，他尽力展现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奇虚幻的世界，揭示出了历史被遗忘的另一面。
《铁皮鼓》光芒和被王小波引用
格拉斯最知名的作品是《铁皮鼓》。这是他1959年创作的小说，是“但泽三部曲”的第一部，被认为是欧洲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但小说出版之后，曾在德国和美国都受到不少恶评，有人审判这部小说“色情”并当众焚毁。
《铁皮鼓》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奥斯卡的小男孩，他拒绝长大，每日将铁皮鼓敲得震天响，发泄他对母亲偷情和社会糟糕的愤怒。小说以格拉斯的故乡但泽为背景，再现了德国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纳粹统治的残暴及社会状况。格拉斯曾经说过，“人们曾装作似乎是某个幽灵来误导了可怜的德国民众。而我从年轻时的观察得知，并非如此。一切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尽管格拉斯从来不说《铁皮鼓》“是我最好的小说”，但时至今日，读者对格拉斯作品的兴趣都还集中在《铁皮鼓》上。1979年，德国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该片获得了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第32届国际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的成功，也让小说获得了持续的全球影响力。
格拉斯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最终在1999年10月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士文学院称“《铁皮鼓》是二战之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诺奖委员会在1999年的授奖词中还写道：“格拉斯笔下的人物是都是些被遗忘的和被欺辱的小人物，就像在《铁皮鼓》中的男孩奥斯卡一样，他们富有超现实的色彩。”
王小波曾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引用《铁皮鼓》的故事，他觉得那个小孩太神奇，能不长大，而我们只能不说话。王小波由此对格拉斯推崇备至，认为他是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者之一。
《剥洋葱》痛苦之旅和“伦理讨论”
早在2002年，年近八旬的格拉斯，文化界和出版界已不指望他能再写出“惊世骇俗”之作。于是，知名记者米歇尔·于克斯当时为他作传《公民格拉斯》，力图概括格拉斯的生活、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颇有准备盖棺定论的味道。
谁知格拉斯在2006年出版的自传回忆录《剥洋葱》中，揭露了自己当过“党卫军”的往事，一时间，在欧洲乃至世界掀起轩然大波。社会评论家、道德捍卫者、宽恕者们纷纷发表言论：骂格拉斯是“伪君子”、“撒谎者”的有之，赞扬他忏悔的有之，钦佩他勇气的有之，种种批评不一而足。同时，还有人要求格拉斯“退还诺贝尔奖”，更多的人则是不断地追问：格拉斯为什么要将自己参加“党卫军”的历史隐瞒了这么久？
按照中国文人的脾性，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加“粉饰”、不找“借口”已算难得，主动揭短、拷问良心者实属凤毛麟角。不过，格拉斯对此却有着别样的清醒认识：“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责任’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罪责感让格拉斯对同“党卫军”有关的经历保持沉默了60余载。耄耋之年，他终于决定剥开人生记忆的洋葱，向世人袒露自己不为人知的“过去”……对格拉斯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痛苦地回忆，更是一次痛苦之旅，他要面对死亡、离别、罪恶等一系列冲击，就像将伤处的结疤揭掉一样。
由此，《剥洋葱》面世之后，便引发了一场“伦理讨论”，也就是后现代向另一种文学的转折，即决定一部文学作品之地位的不只是审美价值，还有伦理价值。狂风暴雨式的批判不只是刺痛了格拉斯本人，“剥洋葱”的效应也使不少人流泪。在激烈的争论中，有人主张对格拉斯多一点理解，人们不能忘记格拉斯全部作品的文学意义和审美品质。正如回忆造就了人自身、剖析展现了真实自己一样，那个“剥洋葱”的格拉斯只不过是个替身，真正的格拉斯，就是那一地的洋葱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