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7日，《天涯》改版二十周年座谈会，特邀请了省内外40多名作家、学者到海南博鳌，畅谈《天涯》岁月。《天涯》改版20年来，对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文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参与讨论的话题，既是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学潮流变迁的记录，也是世纪之交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史的一份记录。20年来，《天涯》从装帧设计，到稿件的编辑，均获得过不少奖项，成为令人长久关注的“《天涯》现象”。

　　2015年10月27日，农历十五，月亮正圆。海南博鳌小镇，《天涯》杂志同仁与来自各地的著名作家学者四十余人在此纪念自己走过的20年历程。20年，《天涯》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却依然不改初心，一路前行。三任社长，四任主编：韩少功、蒋子丹、孔见、李少君、鹿玲、王雁翎，他们构成了《天涯》杂志的生命脉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此刻，在《天涯》杂志的全家福上，独独缺了两个人：韩少功因为出国访问，此刻也许正在巴西某个大学侃侃而谈；鹿玲（1963—2015）英年早逝，此时应在天堂拈花微笑，一如她在世时的亲切与温和。

　　韩少功、蒋子丹：

　　改版《天涯》起步于海南

　　1988年春节，已经在中国文坛声誉鹊起的韩少功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海南岛。两个月后，海南建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当时的海南省作协只有十几个人，屈居在海口市和平南路省文联院子一间8平方米的简陋屋子里，连电风扇都转不起来。在文学的黄金时期1980年代，曾经发行60万份的海南作协机关刊物《天涯》几乎被人遗忘，编辑几乎没有组稿，每期印个500册堆在墙角边，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的一百多份，剩下的最后都作为废品论斤卖给捡破烂的，编辑们也“觉得自己简直像是提前退休了一般，有一种年华虚度的恐慌”（王雁翎《天涯故事》）。

　　时序到了1995年4月，韩少功继任海南省作协主席，决定对《天涯》杂志进行改版。

　　20年后的今天，《天涯》改版后的首任主编蒋子丹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仍感慨满怀，改版的细节历历在目。

　　她回忆说：“1995年春季某天，海南省作家协会新任主席韩少功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接替上任《天涯》主编叶蔚林先生退休的空缺来办这份杂志，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沉重的时刻。我从1976年开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前前后后已经办过好几本杂志。可以说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当今刊物数量膨胀，竞争激烈，许多纯文学杂志朝不保夕的情形下，接手这样一本地处边远省且毫无知名度的刊物，何尝不是一捧烫手的栗子？《天涯》那时每年享受工资在外的十五万元财政补贴，每期却只印五百份，寄赠交换之后就放在仓库里，等着年底一次性处理，看着也的确让人觉得不太对劲。于是，考虑了几天之后，我答应‘友情出演’，但

　　条件是韩少功本人必须担任杂志社社长，我感觉以他在文坛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当不当社长对杂志的兴衰至关重要。后来的事情，证明我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

　　如今言称“退出江湖”的蒋子丹，依然视《天涯》为自己的一个“孩子”。 回想当年的改版，蒋子丹说，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讨论杂志的改版问题，决定要改就改得彻底一些。韩少功首先提出要从文体上突破“纯文学”的框架，把《天涯》办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杂”志，或者说“大文学”“泛文学”刊物。他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是文、史、哲不分家，《史记》是历史也是文学，《孟子》是文学也是哲学。《天涯》如果能在恢复中国独有的大文化传统方面作点工作，应该是会很有意义的。

　　在当今文化产业特别是传媒业越来越商业化的背景下，杂志的主办者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盲目取悦读者，为经济利益出卖精神品格，那么，改版后的《天涯》，应该是一份什么样的杂志呢？

　　蒋子丹说，首先它应该具有前锋性。“它的前锋性并不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体现为声色犬马玩世不恭，恰恰相反，它将在很多中国文化人公开嘲弄文学的理想和崇高的时候，堂皇地重申文学的理想，呼唤文人的道义感、同情心和批判精神。同时，它应该是在审美形式上锐意创新且又充盈着真情实感的。于是就更期待在我主编的杂志里，能有幸发表这样的好小说，当然也包括好的散文和诗歌。”

　　文学以外的作家，也是《天涯》将要关注的视域。蒋子丹说，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还要把“作家”的概念扩而广之，凡是以文言志的写作者都应该称之为作家，这就是后来《天涯》的作者队伍中为什么会有不少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原因。这无疑有力地扩展了稿件的资源和作者阵容。

　　关于《天涯》杂志，韩少功回忆说，由于《天涯》所受到的市场压力，我不得不经常警告编辑们不要把刊物办成一般的学报，不要搞成“概念空转”和“逻辑气功”。《天涯》应该让思想尽量实践化和感性化，《特别报导》栏目就是根据这一要求进行设计的。它应该是每期一盘的专题性信息大餐，雅事俗说，俗事雅说，较能接近一般读者的兴趣和理解力，相当于思想理论中的大众版本。有一个让编辑部同仁说起来好玩的事情是，1997年《特别报导》栏目开办时，作为抛砖引玉式的引导，第一篇特别报导以亚洲金融风暴为题，只好由韩少功试着偷偷炮制。整整一个星期，书房里满地剪报，他从几大堆搜寻来的境内外报刊当中提取了近两万字的精粹，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惊险故事和旅游地图。笔名“雷斯”谐音“累死”，“范闻彰”则是“（示）范文章”的意思，是一句办公室里的自夸戏言。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竟被好几家报纸转载，国家财政部的官员还打来电话要找“范闻彰同志”切磋和探讨，吓得韩少功让编辑赶紧回话称范同志已经“出国访学”以作遮掩。这个“事件”已经成为《天涯》杂志为外界所津津乐道的“天涯往事”。

　　全国组稿 名家效应

　　蒋子丹回忆当年组稿情形，样样精彩，犹如发生在昨日。她说，1995年6月，应河北和四川两家出版社之邀，她到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参加“红罂栗”与“红辣椒”两套丛书的促销活动，签名出售她的小说集《桑烟为谁升起》、散文集《一个人的时候》，挎包里背着一叠《天涯》改版方案。

　　“这是一次很好的组稿机会，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除了王安忆和蒋韵之外，差不多都到齐了，她们中间有不少人跟我有着挺好的私交，我可以用带点横蛮的口气对她们说，我不管，反正你们都得给《天涯》写稿。在《天涯》启动之后，女作家和诗人方方、张欣、蒋韵、迟子建、张洁、徐坤、王安忆、范小青、林白、铁凝、王小妮、翟永明、陈染、徐晓斌、张抗抗、毕淑敏等等，先后给《天涯》寄来稿子，社长韩少功戏曰，《天涯》该不会成了女作家专刊吧？”20年之后，蒋子丹依然很得意地说。

　　1995年底，第一期《天涯》如期付梓。这一期的作者后来被报刊评论称之为超豪华阵容，有部分学者作家注定会在中国文学史上永载史册。这是赫然印在创刊号上的作者名单：方方、史铁生、叶兆言、叶舒宪、孙瑜、昆德拉、张承志、李皖、华孚、苏童、何志云、陈思和、杭之、钟鸣、南帆、格非、韩东、韩少功、蒋子龙、薛忆沩、戴锦华。根据这一思路，《天涯》在头三期用了很大的精力去组稿，先后又有王小妮、王晓明、尹吉男、北村、李锐、冯骥才、吴亮、刘索拉、邵燕祥、陈村、何立伟、汪晖、张炜、张欣、周国平等著名作家和学者在《天涯》上露面，这远在海角的《天涯》立即引来空前的轰动效应：这本名不见经传的杂志，怎么会每期集中这么多名家？杂志出了几期之后，《新民晚报》、《羊城晚报》、《中华读书报》、《工商时报》、《中国青年报》、《深圳商报》以及各地报纸的读书版，都有文章评介《天涯》，山东的一份报纸还用了整版的篇幅来讨论“天涯模式”。不用说，这当然是韩少功、蒋子丹殚精竭力、苦心经营的结果。一份读者很陌生的杂志，需要他们熟悉的名字来吸引其目光，而且需要特别集中才会有轰动效应，这是《天涯》获取成功的重要启示，也显现了第一代天涯人办刊精神的强大磁场是如何吸引了当今中国一流的学者作家，直到今日，《天涯》作者队伍仍是名家熠熠，但又绝不以名取稿，而是以文章质量为要，不断发现推出新人，让《天涯》永远焕发新的活力。

　　续写《天涯》故事

　　2000年，韩少功升任海南省文联主席，卸任《天涯》社长，退居到《天涯》特约编审的位置。2002年第6期《天涯》出版之后，《天涯》新旧人手顺利交接，新任社长、主编分别是孔见和李少君，并由王雁翎任副主编，蒋子丹自1996年开始历时七年的主编（后来还兼任了社长）生涯正式结束，42本《天涯》、10卷精选本，成为《天涯》第一代人献给读者的一份厚重的礼物。

　　如果以韩少功、蒋子丹作为第一、二任社长为划分，那么，到了孔见为社长、李少君为主编、鹿玲和王雁翎为继任主编这一代，《天涯》杂志已经是历经三代了。2015年10月27日，作为《天涯》杂志现任社长的海南省作协主席孔见，面对刚刚结集出版的6部《天涯》人文精品书系（当代中国出版社），心头有无限的感慨：“韩少功、蒋子丹、王雁翎、崽崽，都是第一代的天涯人，那个时候，我是一名《天涯》的作者和读者，包括单正平、李少君、张浩文。我记得，在1995年海南作家协会云月湖读书班的一个夜晚，韩少功、蒋子丹他们拿出一张纸来让大家讨论。纸上写着《天涯》的改版设想。就在这张小16开的白纸上，他们提出了呼唤文人的道义感、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思想指向，和“立心立人立国”的办刊宗旨。在杂志改版初期的征订单中，有这样郑重其事的声明：‘《天涯》不是一本纪实新闻性杂志，更不是时下形形色色的消闲娱乐读物。《天涯》以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定位，承担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在人们纷纷拒绝和嘲弄崇高的当时，这样的激昂姿态实不多见。因此，《天涯》改版赋予自身深切的人文关怀，它企图成为社会良知，或是良知未泯的证明，在世俗化浪潮中，它具有一种抵抗的姿态。” 下接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