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食芋”，按后人的理解，有两种猜测，一是食薯芋；一是食芋头。这两种理解都可以从东坡的居儋诗文中找到根据。前者如“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闻子由瘦》）；后者如“芋魁尚可饱，无肉亦奚伤？”（《和陶拟古九首》）前者食薯芋，即薯蓣，薯蓣科植物，俗称山薯，亦名山药、淮山，在当时，是本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主食；后者芋魁，即大颗的芋头。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十云：“芋之大根曰‘蕖’，蕖者，巨也。或谓之芋魁，或谓之莒。”此芋为天南星科植物，亦是当地人的一种食物，尤其在荒年缺食或贫苦老百姓当中，常常成为不可或缺的食物之一。按东坡当年所居之处，“得米如得珠”，时有粮荒，食芋当在所不免。故有“芋魁尚可饱，无肉亦奚伤”之叹。

　　芋魁即芋头，此说法见于今人所编的《中药大辞典》及《辞海》。二书所引词条实为科学论述，“引用之原文，均经反复审择。凡遇明显缺误之处，参考有关文献径予补正。”（《中药大辞典》凡例），可见并非耳食的无稽之谈。薯芋的别名很多，有二十几种，就是没有称为“芋魁”的。关于芋头，《中药大辞典》又引《图经》云：“其类虽多，叶盖相似。叶大如扇，广尺余。”这正是我们今日尚能见到的天南星科的芋头。又引《唐本草》云：“芋有六种，有青芋、紫芋、真芋、白芋、连禅芋、野芋。……其真、白、连禅三芋，兼肉作羹大佳。”据此，《汉书·翟方进传》：“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颜师古注：羹芋魁者，以芋根为羹也。”则汉时已有以芋作羹的食法，故东坡的诗又有“芋羹薯糜，以饱耆宿”之句。可见东坡当时在儋，不仅食薯，亦食芋，生活相当艰难。因儋耳至难得肉，所以那样的不能“兼肉”的芋羹，想来也不是什么美食佳肴。

　　然而，东坡别有一《玉糁羹》诗，其叙云：“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酡则不可知，人间绝无此味也。”极赞山芋羹之美。关于这首诗，民国所修《儋县志》卷三：

　　“芋，有坡、水两种。春种夏收，皆以当中出苗者为芋母，四围附之而生者为芋子，亦可为粮。然其性不及蕃莳和平。……按东坡《居儋录》云：‘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地上酥酡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有绝句一首，见本集。今琼郡产谷尚少，颇资杂粮。薯芋之属，皆为民食。”

　　在此，当时的《儋县志》编者却有一误解，以为山芋即当地所产的天南星属的芋。其实此“山芋”实属薯蓣的别名，即俗话“山薯”的别名。山薯又称山药、淮山。与东坡同时的文同（与可）有《福唐山药诗》，其中有句：“人言所出山芋为第一，西南诸郡皆虚名。”这就是当时的文人称薯芋为山芋的确证。东坡所称“玉糁羹”即薯芋

　　所为，非芋魁之属也。但据《儋县志》的记载，当时“薯芋之属，皆为民食”，则上溯至九百多年前农业生产更为落后的海南，民间普遍食芋，更不足为奇了。近有学者著文以为当年东坡在儋仅有薯芋可食，无芋头之说，则未免失之偏面，未及细考。诚然有将薯芋与芋相混的可能，但东坡在儋不仅食薯蓣且食芋头则是无可怀疑的。

　　究竟其间是如何相混的，笔者尚未及细考，特出之以待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