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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炮儿》时过境迁的“顽主”

冯小刚凭借《老炮儿》获金马奖影帝。
《老炮儿》剧照
“小鲜肉”吴亦凡在剧中扮演小混混。
  文\本版特约撰稿 故城

  管虎偏爱在自己的电影里设置两个或多个不同的时空,从《头发乱了》开始,到《斗牛》,观众能在电影里看到多个“时”或者“空”穿行、交叉和勾连,如同音乐中的复调,多维叙事产生了丰富和耐人寻味的意蕴。《老炮儿》也不例外,只是将两个时代平移到一个时空。处于局促胡同的“老炮儿”,讲义气按规矩办事;处于开阔洋楼的“二代们”,有着自己的新秩序和行事逻辑。

  《老炮儿》开篇就提醒观众,两个时代有道难以逾越的“代沟”:小偷拿了钱,随手将钱包身份证件扔进垃圾箱,把老辈的“盗亦有道”全不当回事;三轮车夫调侃着六爷,死守老业不如去蹬三轮,“一趟一张儿”;城管小哥得理不饶人,张手就向小贩儿脸上招呼,不交罚款就甭想放人放行。在老炮儿眼里,这些年轻人都是认钱不认人的种儿,没有一成不变的规矩,“面子”可供消费也便舍得弃放得下。他抬头望着天,只有天空还依稀熟悉。

  老炮儿所处的时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胡同。他们祖辈都生活在全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政治中心,政治人物走马灯地换,他们却只能过着市井生活,永远被排除在权力体制核心之外,他们无正经职业,游荡、无事生非之余,平日里遛遛鸟,擅长京味调侃和针砭时事,外表高傲,色厉内荏,在外人不懂或鄙夷他们时,内心却始终有着坚定的自我认同。这是王朔笔下的顽主,也是冯小刚的本来面目。只是时代变了,他们老了,与时俱进的,下海经了商,做些《顽主》《甲方乙方》里“替人解难、解闷、受过”的买卖;不愿妥协的,窝在胡同里靠着祖辈留下的产业勉强维持生计,三根大血管堵了两根,依旧是喝酒

  抽烟涮羊肉,这便是《老炮儿》里的六爷,时过境迁的顽主。

  只是时代来到了新世纪第十五年,宣武早已并入了西城,人们的生活已被五花八门的经济活动所主导,大家伙都在盘算着自己的生意经,拼命奔向远大“钱”程。年轻一辈,得到父母荫庇的成了“二代们”,就像小飞和他的“三环十二少”,干的事无非是赛车、夜店和泡妞,闲来无事看看古龙,偶尔向往一下那个并不存在的江湖;白手起家的,或麻木工作疲于奔命,或浑浑噩噩茫然不自知,大抵心里每天都在想有朝一日让自己的下一代成为“二代们”。

  管虎将两个时代的人物并置,延续了他作为第六代导演一贯的敏感和自省,也与《头发乱了》《斗牛》和《杀生》在叙事技巧上一脉相承,均在并行的时空中建立了导演与人物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抗或对话关系。这种对抗或对话关系,在《老炮儿》里存在三个层面:

  一是六爷与小飞。六爷尚“义”明“理”,遇到事儿有一股狠劲,无论对方是谁,“铲”不平就搭上自己一条性命,无所畏惧;小飞是权贵的接班人,也是新秩序的受益者,遇到事儿都能折成一串儿金钱数字,“钱”作为工具似乎能摆平一切事儿。他与六爷不打不相识,实际上是新秩序与老规矩的对抗,是两个阶层理念与行为方式的对抗。好在小飞虽然我行我素、目中无人,内心却藏着一个江湖,住着一个李寻欢,只是在一个满是利益交换的时代无法兑现,于是遇到六爷,很容易被他身上那股“孤剑天涯不惧险,衣袂决然过江湖”的侠气所折服,因此小飞对六爷态度的转变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小飞毕竟不是权贵,这个世界也还没轮到他接班,他与六爷内心的和解并没有达成两个阶层的对话与和解,他与六爷用手势达成的协议最终也不过是一场昙花一现的相识罢了。

  二是六爷与晓波。六爷与晓波作为父子两代人,最初的关系也是充满隔阂和对抗。晓波看不惯六爷的顽主陋习,六爷也觉得在孩子面前没有尊严,双方许久不联络,连起码电话问候也没有,若不是三儿和霞姨的暗渡陈仓,若干年后两人恐怕也会“相忘于江湖”。晓波的性格与六爷很像,死要面子,不肯为对方让步。经历了“被绑”事件、两人在小馆子把话谈开后,父子关系才得以峰回路转、重回正轨。令人意外的是,父亲权威的建立和父子关系的修复作为影片的一个主题,头一次出现在管虎的电影作品中。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被“阉割”的一代)的代表人物,管虎所有电影中父亲形象都是缺席的,他电影里的叛逆和狂欢都在脱离权威审视的地下完成。而《老炮儿》中父子关系的弥合,几乎与同为第六代导演的张扬(《向日葵》)、王小帅(《日照重庆》)和贾樟柯(《山河故人》)同步,似乎预示着第六代导演逐渐开始离开那个刚愎自用的地下年代,集体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与此同时,管虎将“老炮儿”这个角色交给有代际差异的第五代导演冯小刚,风格上也不再执着于描绘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观和无序、无因、无理的人物状态,似乎说明这种对话存在于戏里戏外的方方面面,难怪有人说管虎身上那躁动不安的荷尔蒙终于被冯小刚收服,并在《老炮儿》里终于爆发。

  三是老炮儿与时代精神。影片中最让人唏嘘的恐怕还是老炮儿与时代精神的关系,那是“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我有时在想,老炮儿的这种遥远的侠骨柔肠,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多少生存空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顽主只是在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他们与众人平起平坐,讲规矩、重义气和守信用是他们自我价值认同的资本(至少活出了精神气儿);而这个时代,他们的游手好闲和超脱让他们与整个时代精神脱节,在经济上被甩出了核心圈,这或许远比在政治上被孤立难受的多。在一个只看结果不求过程的时代,老炮儿的那点规矩、义气和信用,还有聊以自慰的尊严,还有什么值得得瑟的?被时代挤压了生存空间的老炮儿们,不正像关在四合院牢笼里的鸵鸟,他们与时代的对抗/对话,终会以一方的失衡而消亡,于是《老炮儿》的结尾,是他们与这个陌生的新时代,做的最后一次挽回尊严的努力。

  出租车上,老炮儿带上墨镜,老泪纵横。与其说他不相信现代医学,不相信搭桥手术能让他起死回生,不如说他不相信这个时代,对没有尊严的活着的决绝和失望。于是他没有手术,把身后事“托付”给话匣儿(霞姐),配上军衣、军靴和军刀,在斑驳又摇摇欲坠的冰面上,孤身赴约,那只能是理想主义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尊严的死,并向这个时代宣告,永不妥协。

  赴死前,老炮儿看到了逃出四合院在街上奔跑的鸵鸟,这个根本不属于城市的“异类”在城市里茫然失措。管虎意味深长地给鸵鸟脸部一个特写,这不正是老炮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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