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也叫“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或者“三八节”，尽管目前学界对它的起源还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这个节日是在妇女争取平等解放的运动中产生的。
与那些古老的节日相比，妇女节诞生的时间很短，在民国年间才传入中国，距今还不足一百年的时光。民国时期西学东进，各种新思潮、新观点和新事物纷至沓来，妇女节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妇女解放的象征，妇女节很快便为中国女性接受，成为一个欢乐的节日和平等、自由的代词。
中国第一个妇女节
将妇女节传到中国的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
当时鲍罗廷正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担任广东政府的政治顾问，他的夫人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随同丈夫到中国来开展事业，积极地开展“夫人外交”。此间鲍罗廷夫人与宋庆龄相识，并通过宋庆龄认识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鲍罗廷夫人向何香凝介绍了国际妇女运动以及妇女节的由来，何香凝很感兴趣，她后来回忆说：“有一次，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和我谈起了妇女运动老前辈蔡特金和三八妇女节的故事，我们为了进一步开展妇女群众运动，就打算在广州举行一次三八妇女节的庆祝大会。”
何香凝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在社会上和国民党内威望极高，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何香凝提交了“于法律上、教育上、社会上、经济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的提案，并提出了纪念国际妇女节的设想，何香凝的提议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1924年3月8日，中国妇女在广州第一公园第一次庆祝自己的节日，出席纪念活动的主要是各女校学生、工厂女工和各界妇女团体成员，共有两千余人，场面十分火爆。上午11时开会，何香凝主持大会，她讲述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意义，号召妇女同胞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妇女自身解放。大会提出了“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妇女有劳动平等权、教育平等权、工作权和参政权。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同时还组织了27个演讲队，分赴市内市郊各工厂和剧场演讲；另有部分妇女乘坐汽车游行，沿途演讲和散发传单，宣传三八节和妇女解放的意义，轰动了整个广州。
对于这次活动，何香凝多年以后还意犹未尽，她在《回忆中国的第一个三八节》中说：散会以后，我们挺起胸膛、踏着大步在大街上游行示威，数百名妇女成群结队地喊出了“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保护童工孕妇，革除童养媳、革除多妻制，禁止蓄婢纳妾，废除娼妓制度”“争取妇女解放”等响亮口号。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女性第一次庆祝自己的节日，今天看来，这个节日显得革命味道十足。
都市里的服装革命
1927年，国民政府从广东迁到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在这一年的妇女节，有几名年轻女性赤身裸体参加纪念活动，并现身说法，控诉缠足之苦，束胸之痛，坚决要求放脚、剪发、天乳（不束胸）。
对于她们的行为，社会各界褒贬不一，但却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1927年7月，国民党的大本营广东省举行会议，通过了民政厅长朱家骅提议的禁止女子束胸案：“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随着国民党在全国取得政权，解放乳房运动蔓延整个中国，这便是民国年间有名的“天乳运动”。
“天乳运动”的风行引起了女性服装的革命，变化最明显的当属当时流行的旗袍了。1920年代的旗袍依然宽大平直，善于观察和描绘旗袍的张爱玲曾经形象地说：“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但随着女性思想和身体的解放，旗袍也在不断改良完善，原来宽大的袍服逐渐收身以体现女性的自然美和曲线美，总体风格也趋向简洁、清新和自然。
新式旗袍带来的审美让民国时代所有的女人都趋之若鹜，从高贵典雅的宋氏姐妹，到引领时尚的电影明星胡蝶、阮玲玉，甚至普通的市民、学生和职员，都身着旗袍在不同场合展示着自己的身体和曲线。
而出现在游泳池和海滩上的泳装女郎则将这种革命推向了极致，当时一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女性勇敢地穿上泳装，把健康和美展示在阳光之下。她们走出的这一步，其实是中国妇女解放史上的一大步，难怪林语堂就在《中国人》中惊叹：“对于妇女的幽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速度之快，使那些十年前离开中国现在刚刚回来的人感到惊讶。”服装革命的背后，其实是思想和观念的革命。
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
关于苏区庆祝妇女节最早的记载是1932年，妇女节前夕，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决议》，号召各阶层妇女联合起来，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红色中华》报道了红都瑞金等地的庆祝盛况：“该日正午十二时，各乡劳动妇女及少先队赤卫队都整队向会场络绎不绝而来，沿途高呼口号，手持各色小旗，一时满场均有红旗飘扬。至一时许，各乡群众已到齐，人数约六千余人，尤以妇女多。”三八节晚上，中央机关在俱乐部举行晚会，表演劳动妇女自强不息以及恶婆婆欺压媳妇的新戏，至深夜散。
由于3月8日正值春忙季节，许多农村妇女忙于农活，没有时间参加庆祝活动。鉴于这种特殊情况，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各地可利用群众习俗和庙会，宣传努力生产，讲求卫生；不拘时间，不拘地点，不拘形式，不拘办法，力求做到妇女群众喜闻乐见。”这种灵活多样的纪念方式在当时促进了妇女解放理念的传播。
1940年3月8日恰逢国际劳动妇女节诞生三十周年，延安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这是1949年以前中共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妇女节纪念活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起立高唱由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三八妇女节歌》：“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喊出了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一起打破毁人的牢笼。苦难，使我们变得更坚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在这次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演讲：“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许多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我们女同胞，现在不但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顽固分子、土豪劣绅的欺侮，而且还受着那不开明的男人的欺侮。现在有些地方不许妇女开大会，不许妇女讲话，不许妇女讲自由平等，不许妇女办事，这是不对的。我们妇女今天要开会，要讲话，要办事，妇女要自由平等，全国妇女就要加紧团结，几万万妇女结成一个团体，这力量就大的多！”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与会者特别是妇女同胞的强烈共鸣。
自三八妇女节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女性的地位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毋庸讳言，民国年间妇女的整体地位还不是很高，所谓的妇女解放在相当程度上还流于形式。对此，著名作家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写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
丁玲的话，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