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89岁的老先生，研究了70年的鲁迅，曾是中国鲁迅学会理事湖北省鲁迅学会副会长，被学界誉为“资深鲁迅研究专家”。

　　百度百科里有他的“词条”，说他“1980代中期以来，在各种肢解、曲解和贬斥鲁迅的自由化潮中，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积极为迅声辩，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1992年退休后，他到海南定居，二十多年来，闭门谢客，潜心学问，笔耕不辍，著书立说。

　　他就是华中师范大学退休教授陈安湖先生。

　　一读鲁迅茅塞开

　　1992年，65岁的陈安湖，移居至海南，住在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的一间寓所。这间寓所位于凤翔山庄，要穿过小区的地下停车场，爬八层楼梯，方能到达老先生住所。

　　见到老先生后，记者来不及打招呼，气喘吁吁地感慨说：“楼可真高，陈老的身体真好”。陈安湖的夫人何静云笑道：“他去年，还能一口气爬上来，今年就不行了，我们就很少下楼了”。

　　顺着陈夫人的目光，记者看到了陈安湖老先生，满头银发，身着蓝色中山装，眼神清亮而坚毅，身子骨看起来还是颇为硬朗。“他有些耳背，需要说话声音大点，才能听得见”，陈夫人解释说。

　　采访中，陈安湖坐在一张藤椅上，背挺得很直，双手攥着，捂住膝盖上，时不时地鼓起手，放到耳朵边，认真听记者发问。

　　老先生正襟危坐着，不管记者问得多么八卦，老先生的回答均认真且正式，“无一说没有出处”。

　　1927年10月，陈安湖出生于广西玉林。自小家境贫寒。中学时代的陈安湖，无意中得到一本土纸印的《鲁迅自选集》和一本并不完整的《二心集》，顿时便被鲁迅折服。他惊异于鲁迅思想的深邃，感情的激越和语言的尖刻辛辣，这些顿时令陈安湖血脉沸腾，心神俱往。

　　鲁迅的文章，针砭时弊且语言犀利，字字珠玑摹写人世百貌事态。于是，这匕首、投枪般的文字，直指陈安湖的内心深处。老先生回忆道，“我庆幸找到了一个精神导师，真心热爱他、敬仰他，不断地从他那里吸取思想，吸取智慧，吸取文词。这对我一生的为人与为学关系极大”。

　　也许，鲁迅就像一道光，照亮了陈安湖的世界，为生活艰难的他打开了一扇窗。

　　勇于直面现实人生

　　1947年，陈安湖高中毕业，考入广西大学中文系。“当时解放战争已全面爆发，学生们在战乱中无心上课，教师们也终日惶惶然。”老先生回忆道。风起云涌中，喜读鲁迅、擅长杂文写作的陈安湖，便将满腔的热血化诸笔端，在学校走廊上出版报道内战情况的《壁报新闻》日刊、编写进步话剧剧本……

　　“我有幸亲历了百年难逢的改朝换代的伟大剧变”，陈安湖感慨道，“1950年7月，我得知北京各大学招插班生，便北上考清华大学中文系插班”。

　　1952年8月，陈安湖从清华大学学成毕业，先由国家分配至南开大学中文系，担任李何林先生的助教，后因身体不适应北方气候，便辗转调至南方的武昌华中高师（即今之华中师范大学）。

　　到了武汉之后，陈安湖的身体逐渐有些好转，“阅读的范围也逐渐扩大，而且在平静中也开始有规划地阅读鲁迅的著作”，陈老回忆道，“鲁迅的书就压在枕头底下，每天睡前一定读一两篇，目的是寻求一点欣赏的乐趣”。

　　这个时期，陈安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阐述鲁迅研究心得，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尤以1979年发表的一篇长文《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大发展》，影响最为深远。

　　时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李何林先生，对此文赞不绝口，评论道，“观点深刻，论据有力，分析透彻，令人信服”。此外，李何林先生还将此文推荐至南开大学鲁迅研究小组，并在鲁迅博物馆召集馆员共同讨论。

　　“在讨论前，他特地把文章朗读了一遍。因为文章过长，同志们看他念得吃力中途想代他念下去，他坚持念完为止”，陈安湖回忆道。

　　除了李何林先生的肯定，“（这篇文章）是当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重要成果”，1980年12月16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播出了陈安湖《鲁迅论稿》出版的消息。

　　这也无疑激励着陈安湖再接再厉研究鲁迅。

　　一生视鲁迅为精神导师

　　透过鲁迅的文字，“苦孩子”出身的陈安湖，仿佛看到一个心向往之的新世界。

　　终于，在2000年底，陈安湖结集出版了名为《为鲁迅声辩》的学术专著。诚如书名所言，这部著作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老先生解读道，“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有关鲁迅的斗争也出现了新的形势”、“这时期有关鲁迅的争论，不单是一般学术争论，还涉及政治争论。”

　　文集出版后，鲁迅的学生、翻译家和鲁迅研究者黄源先生特地给陈安湖发来一封信，信中说：“我虽然已97岁，且大病初愈，还是急着奉读……我打算让我的家人，只要有阅读能力的全部拜读学习，使鲁迅的学生——黄源的后代对鲁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陈老即便在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的研究鲁迅。“寒来暑往，大都终日伏案，在孤寂中振奋精神，锲而不舍，期间所经受的艰辛和挫折，难以言说”，陈老感慨道。

　　陈安湖在海南的书房中，堆满了书与手稿，所有的稿子，都是手写，写了又写，改了又改，多次反复，有许多甚至重写了十多遍。

　　“一方面是失望、疑虑和烦恼，另一方面还要坚持不弃，陆续撰写了24篇约二十多万字的《〈野草〉释义》，还写了3篇《〈野草〉问题杂谈》以及两万多字的《〈野草〉研究的历史回顾和问题商讨》”，陈老解释道。

　　写完之后，陈安湖又亲自一字一句的校对，所有工作均亲历亲为。“‘朝如青丝暮成雪’，回想我开始发表鲁迅研究论文的时候，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今年已是89岁的白发老头了”，陈老自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