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这部出自一位很特别的中国作家的新作，是在《中华读书报》今年3月份的月度好书榜上，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意外当然不是因为作品的上榜，而是在我们这些熟悉这位作家的读者看来，他怎么就突然拿出了一部“另外”的作品。

　　这部“另外”的作品，首发在2015年第2期《人民文学》，后被2015年第3期《小说月报》头条转载，又于今年1月由明天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其间，因为作者的特别以及作品的特别，已经引起媒体和读者的特别关注。这位特别的作者，他不仅是一名少数民族作家，而且还是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属于写“大作品”的成年作家。而作品的特别在于，它似乎一改作者往日的“民族史诗”写作路线，别开生面地给我们带来了一部“儿童文学”。

　　阿来是藏族人，1959年出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一个聚集了藏、羌、回、汉等民族的多民族居住区。跟很多开始做作家梦的青年一样，早期的阿来不只写小说，也写诗歌、散文，曾在当地的《草地》文学杂志做编辑。但那时的阿来还谈不上什么影响和名气（尽管他曾经参加过诗刊社第九届“青春诗会”），默默无闻的准备期至少持续到他35岁时即1994年。那一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而就是这一部作品，即将改变他的命运。

　　或许真的是存在着某种顽固的规律，很多大作家的首部大作的问世都很曲折，阿来也不例外。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完稿后，阿来开始到处投稿，却不断地被冷眼和退稿。没有人看好这部后来成为名著的作品。这段沮丧绝望的日子持续了三年，直到遇到时任《当代》编辑的周昌义和洪清波。据作家徐坤在《尘埃如此落定》（载2010年9月9日《人民日报》）一文中回忆，周昌义、洪清波两人将阿来的这部“疲惫的书稿”收下并背回了北京，推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高贤均。高贤均又将它推荐给当时的《小说选刊》编辑关正文，随后在《小说选刊·长篇增刊》上选摘20万字，再后来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阿来41岁时，《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他因此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2012年秋天，在四川省平武县的一个笔会上，笔者第一次有缘见到阿来先生。他给人的印象是不太像一位已经影响至海外的大作家，也更不像一位已经是省作协主席的“领导”。他不爱讲多的话，内敛而深沉，只是从骨子里透露着天性般的“卓尔不群”。果然，在随后的采风路上，他带着相机离开大队伍，走向了小路与幽林深处，去寻找他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与风景去了。我当时在想，还很少见领导这样带头不讲“纪律”的。这是一件小事，但却将阿来先生的形象特别难忘地刻画在了我心里。我想，这就是阿来吧，他的作品另辟蹊径，他的言行也与众不同，他是一位真实的作家。阿来有着艺术家的纯粹，在他现在那样的环境和位置，始终做到沉静的状态很难，难于常人和绝大多数创作者。

　　他这部以“虫草”为线索的中篇小说，讲述了藏族小学生桑吉为了替奶奶治病、让姐姐有新衣服穿，而逃学去挖虫草赚钱求生计的故事。故事反映的既是一个孩子眼里的充满着美好愿望的“温暖”的纯真世界，又是一个充满着俗世物欲的“复杂”的成人世界。“虫草”代表的是处于特定环境藏区的人民最基本的生存与物质需求，而“虫草之旅”则象征的是从理想到现实之间的曲折艰辛。作家阿来将这样一个具有寓言色彩的故事，安排在一个原本品学兼优、对生活充满单纯情感的孩子肩上，自然是意味深长的。它指向了我们生命意义的源头，又将对存在的追问寄予了某种隐喻意义的美好未来，这正是作为一部冠以“儿童文学”之名的中篇小说的一种大胆尝试与高明之处。

　　“写作中，我警惕自己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阿来在自序《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一文中的这一段“夫子自道”，足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写作态度。他是要以一个看似轻松的“入口”，来反映原本很边缘的“边疆地带”在这个消费时代的环境演变与文化消融。而正因为人生百味杂陈，人间悲苦无常，人们在历经心酸之后对于温暖的向往，就变得更加的令人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