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作家阿来，大家一定会想到《尘埃落定》这本书。甚至，有不少人会说，这是他的顶峰之作。

　　5月10日，在海南琼台师院报告厅，阿来自我打趣道，“我可不是只会写小说，上个月刚获过‘朱自清散文奖’，这也算是中国散文界的最高奖了”。

　　诚然，阿来一直以藏族边地为写作舞台，他笔下的藏地文化深邃神秘，不过，正如他所言，他从来不是简单的史料记录，而是低下身躯活跃在现实的每一处缝隙——

　　文字里绵密遐想

　　关乎看花心情

　　他写小说，也写散文，还会创作剧本。如果这些都是一位作家情理之中的可能性，那么深入探究生活中的花花草草，算不算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呢？

　　“阿来先生，大家提起你，就会想到西藏，你有没有想过如何打破自己现有的写作风格呀？”在琼台师院报告厅，一位女大学生向阿来提问，她声音很响亮，说完一直站着，似是在等待着什么。

　　“你坐下，请你先坐下”，场内一阵哄笑，大家都没想到这会是阿来的开场白。看到学生入座了，他这才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写过一本关于植物的书，这本就跟西藏没关系，你可能没看过，名字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

　　这本书侧重于书写成都21种常见植物，不仅着手观察与记录成都繁盛的花事，阿来还亲自操刀摄影辅以配图。“我对观察和记录植物上瘾已经好些年了，曾有朋友善意提醒过我，不要玩物丧志”。他的自我剖析很是坦诚，“但我倒自得其乐，要往植物王国里继续深入”。

　　于是，文字记录不过瘾了，他又添置了相机，学习摄影，为植物们的美丽身姿立此存照。2010年，阿来旧病发作，无法远行，每天便在成都市区那些多植物的去处游走。

　　那时正是腊梅盛放的时节。“我看那么馨香明亮的黄色花开放，禁不住带了很久不用的相机，去植物园，去浣花溪，去塔子山，去望江楼，将它们一一拍下”，阿来的叙述很是过瘾，“过了拍摄的瘾还不够，回去又检索资料，过学习植物知识的瘾；还不够，再来过写植物花事的瘾”。

　　在他的文字里，绵密生活之余的种种遐想都与看花的心情有关。他会细致地记录花径大小，花色、花形、花心、花型等的不同，认真地考证所见花草品种，再配上应景的花草文字诗词歌赋。

　　透过阿来的草木心得，甚至可以窥见他的阅读笔记。当读到老杜诗，得知杜甫的茅屋位于浣花溪，院里种满桃花，当时城里的人竞相来看时，阿来便思忖着，那时的城中心历代都流行什么花呢？于是，他遍查典籍，终于查到了贾岛的“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与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

　　“这一来，身心都很愉悦了”。提到植物与诗歌，阿来的眼睛都会带着笑意发光。难怪这本书的腰封上赫然印着：“藏人阿来尘埃落定之后的拈花微笑”。

　　他心中的西藏是个名词

　　不管是写成都，还是写西藏，阿来一直致力于打通自然与人文的障壁。作为藏族作家，他曾提出，他正是带着“对现实的质疑去打捞历史记忆的”。

　　也许，所有这一切还要从他的传奇人生说起。曾有媒体用“从放牛娃到乡村老师，从卡车司机到著名作家”为标题介绍阿来，虽然简单粗暴，却也纲举目张地概括了他成名前的经历。

　　阿来出生在一个叫马塘的偏远村寨，只有20户人家却归4个土司管辖，世世代代过着半牧半农耕的生活。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弟弟妹妹一大群，小的时候，他就领着这帮弟弟妹妹，赤着脚在山坡上放牛牧羊。阿来的故事中，都有他自己的影子。

　　小时候的阿来最想去远方，当时村里不断有从远方来的人，都是勘探人，这些人在村子里扎营。那时的他，对于外面世界的全部见解，都来自曾经到村庄勘探森林资源的地质队员。阿来说，他们去过好多地方，见过好多人，读过好多书，自己特别羡慕。

　　那也是他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世界这么大。他一直渴望着外面的世界，所以，后来填志愿时，他的第一和第二志愿都是地质学校。不过，他最终却读了一所师范学校。

　　如今提起这些经历，阿来感慨道，“放牛娃，开拖拉机，抬花岗石，当乡村教师……这些苦难生活都是我的写作源泉和用之不竭的财富！”

　　也许，正是因为有着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阿来对于西藏，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西藏本来是一个名词，但在现在的语境当中，它已经变成了形容词；在所有人的认知当中，已经把西藏高度符号化了。

　　阿来认为，“对于他们来说，西藏是个形容词，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希望西藏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反面。比如，如果说我们是生活得特别物质的，那么西藏就是纯粹精神的；如果说我们城市人是复杂的，那么西藏人就是简单的；如果我们是现代的，那么西藏就是原始的。”

　　从马可·波罗对西藏的描述起，就逐渐形成了关于对西藏的书写，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他说西藏这个地方太美好，大量的外国人、小资们到西藏旅行，用的最多的词就是‘虔诚’‘神秘’‘圣洁’”，与阿来聊天，你会惊叹他的博闻强识。

　　“但对于我来说，西藏是一个名词。我就在那个名词里生活，看到它的方方面面，跟任何地方一样”，阿来的见解颇为独到。

　　《瞻对》对当代文学的首要意义在于史学非文学

　　对于大众对西藏的浪漫化想象，阿来亦有自己的理解：“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今天的旅行方式造成的，我们只是看看风景，并没有真实地深入当地人的生活，我们带着某种想法去了，只看到符合我们想法的东西。”

　　因此，很多人即使去了西藏，也很少会用更客观、更科学的方法去观察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当中的人。“我们的脑海里已经有种种的关于西藏的形容词化的意象”，阿来继续解释道，“所以，不是人们想的那样，这儿缺什么，那里就有什么；相反，这儿有的，那里都没有”。

　　在他看来，浪漫化西藏不仅是一种偏见，更会引起大众的误解。

　　“我们经常说要沟通跟理解，而沟通的前提就是互相理解的尊重。如果连理解都谈不上，那么此时的沟通是无意义的，这也是促成我写《瞻对》这本书的原因之一”，阿来不断用新的作品拓宽他的文学边界。

　　这本著作前后著述五年，阿来曾笑说自己选读的资料都约计有他一人高。该书以瞻对200余年的历史为载体，将一个民风强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融化史”钩沉出来，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

　　2013年8月，《瞻对》在《人民文学》首发，后获得2013年度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大奖。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瞻对》对当代文学的首要意义在于其史学意义而非文学意义，通读该书，会发现所谓历史只有通过“景观化”才能切入现实。

　　然而，在海口读书分享会的现场，仍有不少读者追问阿来有关《尘埃落定》与茅盾文学奖的问题。毕竟，他曾是茅盾文学奖最年轻的得主，《尘埃落定》则是他的成名之作。

　　“其实这本书早就写完了，只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如果早点出版，就不用等到41岁了，36岁就得奖了”。讲述这段往事，阿来的言谈很是幽默，“那时大家都觉得这本书的风格跟别的书太不一样了，不愿意出版，或者让我再修改修改”。

　　或许大家认为阿来有些过谦了，毕竟李敬泽曾赞赏道，“有了《瞻对》，阿来就不仅仅是一个优秀作家，而将是一个民族意义上的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