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读者的视野中，他还几乎从未被展开。然而，他有着托马斯·曼和卡夫卡的睿智，有着茨威格与普鲁斯特的缜密，在历史的洗礼中，他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作品如同一个老灵魂的低吟浅唱，让人沉醉在那丰富而质感的絮语里。他是二十世纪文坛的大师，他是马洛伊·山多尔。

　　他把历史打磨成冷静而生动的浮雕

　　外国评论者都将马洛伊与普鲁斯特相比较，主要因为其代表作品《一个市民的自白》内容的自传性与丰富性。这部作品详尽描述了整个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生活方式、处事态度、社会风俗，在鳞次栉比的细节里营造了一个充盈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他以“我”为视点，展开了对周围一切的刻画，从亲戚邻居到知识分子，从底层市民到政府官员，一个个高低不同的身份，一张张表情各异的面孔，历史在他精致的打磨中变成一尊冷静而生动的浮雕，而最为重要的是在不尽的人性丑与人性善的缝隙中展露出作家人格的真我。

　　《自白》虽然是作者以自我的身份进行书写，但是它展现的是一个理性、客观的世界，对于人之间的忌妒、歧视与自私，他毫不留情地一一记录。富有的人在受到区隔的同时，他又对贫穷充满了厌恶。他清楚地告诉读者，他会为拥有一个屠户亲戚而感到羞愧，甚至告诉我们，夫妻之间的失衡，有时无关于爱与不爱，而来自于地位的差别。对于这个世界，他充分地挖掘人的欲望，他把那些道德准则刻画在纸上，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心与面孔，而自己却不动声色。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尤其是将自己书写成故事的作者，这样的坦白已经不能简单地描述为一种诚实，它更让人觉得冷漠与残忍，甚至有些无情。就像卢梭《忏悔录》中所说，“我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全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此人便是我。”这是一种何等的决绝。

　　马洛伊笔下的市民阶层是自己出身的阶层，那些过着贫穷日子但又保持尊严的没落贵族们，那些收入低廉且稳定的小职员，还有手工业者、个体户等中产阶级，他们笼罩在物资的匮乏中，但又时刻严格遵守着高低贵贱的道德准则。在这里，物质与尊严往往相互砥砺，拥有整栋别墅而吃不起面包的贵族遗孀则显得格外心酸与凄苦。但那是他们的精神的所在，就像《自白》中固执的父亲，一间豪华的沙龙却无人问津。当然，作品中也描写了几位有钱有势的亲戚，只是他们在作者笔端的末梢，并没有成为作品的主角，却也让低下层的市民显得格外悲凉。然而，这些市民从不认为如此，并且他们担当着这一准则的卫道士，虽然有时窘困，但这不妨碍他们瞧不上那些更为“下贱”的人，那些更为小的角色，比如那个在酒店卖唱的舅舅！这些市民不仅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主体，也占据了文化的主流位置，因此他们对自我的社会使命感具有先天的身份认同。“我揣着自己的全部理想跟家庭紧紧栓在一起，家庭则带着全部的本能隶属于一个阶层。在这个阶层之外的人和利益，对我来说都不过是一些粗鄙之物，一些不成形、不明确的东西，一些垃圾。是的，即使在教堂里面，我也用这样的口吻跟穷人说话，像对一位病人，他该对自己的病承担责任，因为他没有‘照顾好’自己。”

　　能够做到这些，达到的这样的冷静，马洛伊的勇气，完全来自于他的绝望与孤独，并且他体会这绝望与孤独。《自白》中讲到他在外漂流多年，经历了挥霍与拮据的日子，从单身的状态到婚姻的家庭，从一个记者到一个作家，但是最终他又回到了家。这一切及其冷静，这种回家并不像游子一般的思乡之情，并无半点浓情与急切之心，倒生出了些宿命感。他说，“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自白》的第一部几乎全文讲述了童年的记忆，儿时积习的价值观念似乎构成了他后来成长的主要框架。他渐渐成长为一个标准的“市民”形象，如同父亲一般，秉持着对世界固执的态度。当他要在这个世界寻找自己的时候，也必然要回到那片生根的土壤，即使抱着非同寻常的反叛者和抗议者的情感，他都要服从这道指令。这就像一个灵魂离不开安置它的茔窟。由于他的孤独与自审，他作为人的形象，便逐渐体现出整个城市与整个世纪灵魂的所在，尤其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所出生的故乡。

　　《自白》奠定他

　　文学大师的地位

　　其实马洛伊的主要创作是在自己的家乡完成的。1928年马洛伊回到自己的国家，那时他已经是著名的作家，便很快跻身于精英阶层，成为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是，从1928年回国到1948年逃亡，他迎来了整整二十年的创作黄金期。1934年至1935年间创作的两部自传小说——最终合为《自白》，成为其代表作，奠定了文学大师的地位。在这段时间内，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孕育他的那片土地，同样也孕育了他丰饶的作品。而《自白》不再只是马洛伊自我的独白，更是整个城市的声音，一个卑微的灵魂的吟唱。喧嚣世界角落藏匿的真我，表达着繁华、欲望背后的孤独，展露着崇高、伟大骨子里的卑微与贪婪。如果托尔斯泰被看成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那么，马洛伊则是匈牙利最冷酷的白描。“只要我能写下一个字，我就会见证：见证曾有过这样的一个时代，生活过这样几代人，他们蔑视本能，高唱理性的凯歌，他们相信精神的抵御力能够遏制芸芸众生的死亡愚妄。”他笔下的悲剧性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场面，也不需要声嘶力竭的呐喊，甚至没有眼泪和嘲笑，而是更为深刻地描绘出一种生活整体的质变，那种无孔不入的悲剧人生。

　　这种缜密的书写方式对于读者来说似乎有一种魔力，马洛伊、茨威格、普鲁斯特，他们连同他们的文字如慢性疾病一般，渗透读者的骨髓，丝丝入扣，用一种或柔情或绝望的言语将我们催眠，将我们融化在文字的细腻里。当时代已久远，那些曾年轻的歌者，那些悦动的笔端，鲜艳的皮肤，早已成了灰烬，而对于此时的我们，他们便是一个个的老灵魂。正如王德威所说，“在历史废墟间，老灵魂在徘徊，不忍离去——一切早都关灯打烊了，它还在摸黑找些什么？”朱天心怀念往时的眷村，我们则对马洛伊的世界充满遥想。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秉持着一个信念，马洛伊的文字和寂寞的独白并不会因此没落、荒废，反而在历史的擦拭中熠熠生辉，那沉闷的冷静的嚼骨声更加震慑人心。并且作品中表现的人的自私、偏执、尊贵或窘迫不只属于二十世纪的匈牙利，它被全人类所共有，它出现在每个人的身上，他们映照着每个真实的自我。同时，对于现代性发展逐渐扩张的故土，“市民”的角色占据了我们社会的主流位置，现代性生活中物质与精神的焦虑也必然使得《自白》与中国读者产生一定的共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对马洛伊的解读还潜在巨大的空间，从他的作品到他的人格看，他既是一个充满当下关怀的诗人，也是一位书写普世价值的预言家。

　　《自白》并非到此为止，值得庆幸的是，生前未发表过的《我想要沉默》已被出版，被看做是《自白》的第三部；《自白》前两部的未删减本同时也重新出版。这样看来，从《自白》到《我想要沉默》再到《土地，土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白与自我披露。1948年马洛伊又一次离开自己的国家，开始了半生的流亡之路，他写道“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有甚者的是，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同时，我们期待随着翻译家的努力，让我们看到完整的马洛伊，或许还是一个不同的马洛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