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网站刊载了一则讣告：“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台湾同胞的杰出代表，著名文学家，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原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陈映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1月22日14时3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陈映真，本名陈永善，1937年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是2010年第一批加入作协的台湾会员之一。陈映真在一次访谈中说过：“我最感到快乐的还是创作”，在他整整卧病十年之后离开人世，作协在讣告首句对他的赞誉“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正体现了作家丰富而又强健的战斗一生。

　　鲁迅的作品启发了陈映真对于文学的兴趣，同时触动了他对于祖国深切的关怀与热爱。如同鲁迅为后人留下了独特的创作与杂文等作品形式，陈映真的创作不仅有广为人知的小说，还包括了报告文学、诗作、剧本、翻译、评论与手绘插画，“作家”这个称谓恐怕不太能够撑起陈映真思想的深邃、复杂与多样。

　　写小说的陈映真

　　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专研陈映真，他认为，“陈映真文学是鲁迅、是五四，也同时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在当代台湾的孤独继承”。陈映真反对自己民族的创作者对于外来思潮“照订单出货”，而应该主要从自己民族的作家作品中汲取养分，逐渐成长。对陈映真而言，这一条路线承继自中国193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书写，如同1977年他的一篇讲稿题名《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即传达了他的写作信仰。

　　陈映真所竖立起的现实主义大旗，早于乡土文学论战，1959年第一篇发表的小说《面摊》虽然忧郁，但仍充满着对于市井小民的浓烈关怀。他早期的小说经常被评价为“苍白”或“忧悒”，他所聚焦的小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样态，却无不冲击着当时的知识青年，从而开始反省弥漫在空气中的思想氛围。战后台湾新生世代在这个阶段步入大学校园，面临着政治高压所带来的沉默与噤声，陈映真的作品成为他们寻找思想出路的文学路径，郑鸿生在《青春之歌》中即强调了陈映真的作品对于他们这一代学生的召唤。就在陈映真过世消息传开的当天，当年从台湾负笈美国并投入保钓运动浪潮、现为北京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教授的吴国祯老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不忘七十年代海外保钓时期，映真的小说等是大家学习的读物”，也说明了陈映真的作品发挥了时代引路人的重要角色。

　　因此，陈映真的现实主义路线，不只是一种创作表现形式的选择，而可以理解为是他介入时代现实的积极企图，比如早期的小说就是对于当时大行其道的存在主义与逻辑实证论的批判，甚至是抵抗。早在《忠孝公园》之前，1964年发表的《将军族》已经触碰了岛屿上敏感的省籍问题，提醒着读者其中复杂的历史交缠，是岛民必然要超克的心理疮疤，同样表明了现实主义之于陈映真，是文学走入人民、面向社会的方法。

　　陈映真自言，1975年是他创作历程中的关键转折。1970年代是台湾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期，台湾社会与劳动大众也都被卷进翻天覆地的变动之中，宋泽莱的《打牛湳村》就是一个典型，描绘了台湾农村走向破败的图景。陈映真的狱中经历促使他的作品立场更为鲜明，《夜行货车》（1978年）、《上班族的一日》（1978年）、《云》（1980年）与《万商帝君》（1982年）等四篇构成“华盛顿大楼系列”，将火力集中到控诉跨国公司所带来的压迫。其中所展现出来的视野并不局限在岛上，如同姚一苇先生所评价的，陈映真努力地“揭示在那美丽外衣内的狰狞本质”，直面“属于第三世界的普遍性问题”。

　　接续的另外一个以上世纪1950年代台湾地下党人为主题的系列，包括了《铃铛花》（1983年）、《山路》（1983年）与《赵南栋》（1987年），陈映真在《后街》一文中如此诠释：“把当代人民克服民族内战、克服民族分裂的历史──台湾地下党的历史加以文学化的营为”。而作品本身所蕴藏的内涵或许不仅于此，例如《山路》里著名的“蔡千惠提问”，就透露出作者本身循着历史脉络，将台湾内化进整个中国近现代的进程洪流之中，从而将自身经历、所思所忧、现实发展等交织为看似创作却又无比真实的字里行间。

　　如此深沉的历史思考，无不交杂着他的孤独、痛苦与愤怒，当然还有理想与信仰所合力出来的意识形态搏斗。陈映真唯一的报告文学作品《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1994年），其中表现出了他对于前辈与同志的不舍：“在那些年的台湾，成千上万的青年一生只能开花一次的青春，献给了追求幸福、正义和解放的梦想，在残暴的拷问、扑杀和投狱中粉碎了自己”，如果进一步联想到《山路》里蔡千惠最后的呼喊：“请硬朗地战斗去罢”，就拼凑出了陈映真奋斗不懈的信念：光明必将战胜黑暗，正如同他的前辈们所坚信的──“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安息歌》）。也预示着陈映真在发表《赵南栋》之后，停下小说的创作长达12年之久，投入了更为尖锐的另外一个战场。

　　小说之外的陈映真

　　陈映真自言：“文学为的是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着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他也说，“文学是思想意识型态的宣传”，这两段对于文学并不矛盾的解读，一方面说明了他以文学为方法，贴近现实、站稳立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的文学载体并不以小说为唯一形式。

　　现实主义的现代诗，是干涉生活的文学艺术（参阅陈映真：《试论施善继的诗》）。2002年陈映真感于台湾工人深受打压的处境，根据真人真事写下他唯一诗作《工人邱惠珍》，体现了他一贯的底层视角，揭开社会的虚伪，坚守社会正义的追求。他分别翻译了聂鲁达的诗作《献给党》（1996年），以及韩国牧师文益焕的诗作《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1989年），象征着他对于第三世界与东亚兄弟的永续关怀。

　　1986年《人间》杂志社与日本“事实剧场”合作，陈映真、高信疆、王墨林共同制作了报告剧《怒吼吧，花冈！》。1994年陈映真写作了生平第一个剧本《春祭》，在“绿岛夜曲文艺晚会”演出。尽管他说自己演出与观看戏剧的生活十分贫乏，但是这两部报告剧仍可看出陈映真通过戏剧以告慰历史、向苦难同胞致敬的用心。

　　最后，借引陈映真中学同学岳宗的诗《致陈映真》（2002年）其中一段：

　　你属于

　　整个民族

　　整个时代

　　如果历史是夜空

　　你将是一永恒灿耀的星

　　这不单是讴歌，更是对这一位打开台湾左眼的爱国作家一生实践的动人总结。